康晓蓉： 从对真理的不同领受探源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分裂性

“作为历史学家，我长期关心的是努力了解：各种事实的知识以及任何纯粹的量性探究——无论它们被推进得多远，都无法告诉我们的东西。换言之，每种伟大的文化传统，都把它们或多或少的持久的必然性建立在诸种信仰和科学知识之上，而这些信仰和知识，是如何被昭示、被发展、被替代的，或者它们是如何变得更加相互依赖的”。  ——夏尔·莫拉泽  法国历史学家

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故称公元后，也就是主后多少年来开始计算。此前为公元前，主来之前的历史。有人说这是因为西方全球扩张的影响而让全世界都采用这种纪年方式。为什么是西方呢？从使徒们的传记来看，大部分使徒都是往东传福音，早就到了印度、中国等地。保罗的本意也是向东，并为此做了相当的努力，但主拦阻了他，并在梦中指示他转向西。人眼能看到的表象是基督教成了西方的代名词之一，基督信仰作为舶来品到中国。

对真理领受的不同表现

为什么这从东方闪族开始的救恩，反成为西方雅弗的扩张？创世纪9:27“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大洪水之后出方舟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分别重新繁衍遍满地面。挪亚的话预言了他们的发展。）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古希腊、罗马对真理孜孜不倦的探寻已经到了人的山穷水尽，恩典真理的临到一下子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哇，理性追求真理的绝境中原来还可以有这样一条出路，跟随真理本身进入真理。这是为什么当时大批的哲学家、思想家、知识分子归主的原因。这批人归主后将信仰理性化、神学化、教义化，转而大大影响社会和民众。同时期的东方在人的理性追寻中自娱自乐，感觉良好。这种陶醉于自我的感觉良好，至今还有余韵。

季羡林、梁漱溟、钱穆等文化大家把东方式的中国文化特征总结为向内求的文化，就是自求文化，在“我”的里面寻找真道，表现出来的是外表统一，内里难合。把西方文化归结为向外求的文化，也叫他求文化，解决之道总要求到上帝那里去。结果是西方文化个性多彩，但总能有个和谐之音。

内求也好，外求也好，都是人追求真理，向往永恒的不同道路。成语云：殊途同归。“国学”者们尤爱说殊途会同归的，大道终归一。暂不论殊途真会同归吗，大道归于什么样的一。因为这不是有限的人在短暂中能说明的，无论这人多大的学问，怎样的力证。漫漫的历史才能做见证，也仅是见证，不是掌管。

人在追求中经常忘了一个词：领受。其实人所追求到的，更确切地说是领受到的。就像追女朋友，是你追求到的？是在追求过程中她回应你，愿意给你了而得到的。所以今天我从领受的角度来谈中国文化，或许更看得更清楚一些。

基督信仰在西方开花后，开得很是灿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歌罗西书2:9）神的丰盛自然导致人的领受也丰盛。撇开神学教义而分的宗派，从对真理的领受而言，大致将之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立命类；一类是灵命类；一类是救命类。之所以这么命名是因为主耶稣死里复活赐下的是新生命，与人的有限相对的永远的生命，且在真理里，道路、真理、生命是相联系而一致的。

一类是立命类，取自北宋理学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特尔图良、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等多属这类，因他们对真理的领受和不歇的理性努力，信仰给社会、政治、文化带来巨大的甚至是翻转性的影响。

一类是灵命类，这类非常注重神交，将和神的亲密关系、深刻体验放在首要。即便一座城市沦陷，他们也还在赞美：“主啊，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很多的隐修士、圣法兰西斯、考门夫人、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家、以及相当一部分的灵恩派等多属此类。他们在生命的丰美、灵感的卓越、灵魂的纯净上给了世界另一面重要的旗帜。

一类是救命类。这类强调行动，紧紧抓住爱人如己，抓住主说做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而行动。关爱边缘人群，救济贫穷，广行善事。德雷莎修女是其中的代表，这类在西方是广大的，并自发生出各种公益组织。这类在中国文化中尤其欠缺，政府不得不承担起这部分责任。太重政府也担不了，又下派给企业，企业为此苦不堪言。行善本于自愿，却从企业税收中硬性征纳扣除。即便有钱负担，也让人心里不爽。

一个基督徒一般属其中一类，优秀的两类兼有，三类全占的人迄今为止还没出现过。所以没有任何可骄傲或可当做偶像的，也不用一类看不起或否定另一类。即便恩赐再大，你对真理的领受也不过其中一部分，甚乃冰山一角。

中国文化对真理领受的丰富和偏缺

按此分类对观中国文化。此处不展开讨论先秦之前诗经、书经中很多处写到的帝、上帝等和基督信仰中的上帝的关系。但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文化的源起是蒙恩的、有真理光照的，虽然这光不是直接的明光照耀。这是我们的民族当感谢和称颂的，神州开始就是属神的。“国学”者们不同意此说，但没有人能从学理上解释中国人从何而来，民族的起源和迁徙史。至今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中华民族的发源不是黄河中心，而是一开始就群星璀璨。更难以说明为什么炎、黄、蚩尤等各部族非要大战求统一？史书上说为争夺牧场、土地，稍微用脑子想想，在当时的人口、生产力的条件下，这种说法完全占不住脚。为什么中国思想中对道的追求，以及天人合一的梦想如此执着？这些人不能解的问题求神来开示吧。

回到对后世的中国文化有根本性影响的春秋战国产生的诸子百家，其产生的出发点都是怎样乱中求稳、乱中求进，乱中求统，而非在感恩中对真理的领受和追求。司马迁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除了这主要的十家，对中国文化意义深远的还有不可忽略的兵家、医家，以及兵家、医家两者结合出来的武术家。

若将这各家各派归类到对真理领受的三大类里，就会发现中国文化中立命类的最多，十之八、九可归为此类；灵命类的薄弱，道家、医家勉强算为此列。道德经其实原著为《德道经》，一半以上都还是在讲怎么运用到治国上面。黄帝内经也首先是哲学著作，再化用到身体病理上的。所以外国人不先解读中国文化，很难理解中医是怎么回事。救命类的就更加寥寥。有救命类的思想，但无不被作为立命类、灵命类的一个小所属，仁爱、兼爱等都是在讨论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后给个体的一点“面包屑”。而这点“面包屑”由谁来给，给了谁去发，怎么监督发到位没有，完全不甚了了。在中国做慈善可想而知，有心行善都难以行出来。

正因为灵命类的薄弱，救命类的几乎空白，佛教才趁势而入，有进入并被接收的土壤。在同样是自求的思维方式下逐渐得到认同，而对中国文化起到了补充作用，算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然中国的佛教早不是原初传来的佛教，无论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无不逐渐变形走样。唐僧玄奘西天取经如此辛苦带回的唯识宗后来几乎完全消失，因其谨严周密，不是方便法门，后来大行其道的多为简单快捷的净土宗、禅宗等。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中国人接受佛教不是源于对真理的孜孜以求，而是为了满足自我的需要，补充原有文化薄弱欠缺的部分。

中国文化丰富的表象由此而生，就像一个干渴的人，拿到什么喝什么，也不讲究怎么喝，实用就好，哪怕饮鸩止渴。即便很多的外来思想也被当做膏药来帖，很少去研究过这究竟是什么药，贴在哪里，怎么贴管用。“国学”者们一直认为中国文化的优点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但几乎没有思想过这种开放是有底气、有选择地拿来，还是在干渴、无奈状态下的“混日子”。很多人自豪地认为若不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其实脑子稍稍清楚一点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气脉到南宋已趋微弱，到明代气数已尽，到清末连混日子也完全混不下去了，小脚、大辫、腐败、鸦片……

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从诸子百家以来都是建立在急于解决问题的基础上的。怎么办，怎么办？这几乎是中国文化焦虑的一个重要原由。有人说中国文化适于静止社会，实乃它太想在乱中求静，以致有种静止的假象。比如在中国似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都分为庙堂上的儒家和民间的儒家。这两类儒家各有其功用，以维持中国社会的运转和个体的精气神。儒家大师和新儒家对此都研究不够，浮在表面，故思想提了一堆，问题解决得少。就这样每一种思想文化还没被消化的时候又出问题了，一部中国历史就像女人的月经和产难史。过一段时间就得出一次血，有时是大出血，出血多了自然伤元气。

中国文化内在分裂性的危害

一般来说，宗教在社会中要起到止血、安慰和提神的作用。中国有没有宗教呢？儒、释、道被认为是中国的宗教，但这三者起到的止血、安慰和提神的作用都不明显。还不如中国文化里的文艺，包括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起到的作用更强。尤其中国文人其实是靠这些来支撑和慰藉心灵的。为什么起到的作用不强，为什么靠文艺来消解？就其根本，是中国文化本身对真理的领受朦胧又“偏科”，三类当中多集中在第一类。在领受的发展过程中又因为缺乏至高的指向而表面丰富、实则分裂。始终没有办法从根底上来解决合一的问题，当各方面的力量暂时取得平衡的时候，中国文化表现得很繁盛；当力量失衡的时候，撕裂之痛非亲历不能知道有多痛，每一次都是伤筋动骨，元气大损。

奇妙的是每一次元气大损以后这个民族还能绵祚。很多人以此为骄傲，其他古文明都中断和消失了，中华文明传沿至今。这种提法就不实，且是看到表象，而未注意到实质。古印度、埃及、巴比伦、希腊等其文明多为形散而神不散，对后世文明有深刻影响。中华文明是神散形乱，神散，陷入各种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形乱，则是周期性的动乱。但隐隐约约有条线在支撑：那就是对道的追求，对统一的渴望。每到国家快崩盘的危急时刻，就有被鲁迅称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人兴起来，这些人很难将他归于诸子百家中的哪一家。前面已经谈到，这一现象用中国现有的文化和思维是难以解释的。

中国能否达到“道”呢，能否实现天下大同的古老梦想呢？只有天知道！就人而言，在朝向这个理想之间，必须看到中国文化在丰富性里的分裂性和由此造成的危害，并对症下药。否则中国就像患血漏的妇人，没个干净和消停的时候。中国文化的分裂性带来的危害也有三大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削弱；人格分裂和精神病患；社会的动荡和周期性的动乱。

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对此有很多解释。其实回到根底上，原因是最简单的一个：聪明的中国人没有习惯望天，指望对真理的领受，学习是为了今生实用，自然就没有创造的动力。想象力多用在分裂状态下怎么成仙，怎么逃避。没有创造的动力，也没有创造的精力，精力大多消耗在人情世故、安身立命上了。更没有创造的兴趣，写写诗、弹弹琴、下下棋、练练武，修修禅，日子过得挺好。西方在现代文明兴起之初那种对科学和真理探求的生命热情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那时没有什么体制内、体制外的科学家。就是有人像着了魔一样去研究这个、发明那个，又有人敏锐地看到研究、发明出来的东西里有极大的商机。而发明的、投资的、生产的都拼命干活，为一个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理由：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第二类危害是潜在而持久难消的，那就是几乎每个在这种文化下生长的中国人都是人格分裂症患者。哪怕他是基督徒，这种病症都需要很长时间来被上帝医治。入世用儒家、法家、墨家、出世用佛教、道家等。失意时是一套，得意时是一套；在家里是一样，在外面是另一样。有人说中国人不讲诚信很可怕，其实中国文化里对诚信的教导是很多的，为什么落不实？分裂所致，想诚实都诚实不了，在这种文化下要求一个人扮演的角色太多，又没有一个至高的安慰者。人格分裂必然带来精神分裂，而精神分裂爆发的时候会时而狂躁、时而忧郁。不论是高官、国学大师，还是平头百姓，不用看他如何头头是道，看他两口子怎么吵架的就知道这病已在骨髓。

第三类危害外在而难以根治。中国大势久分必合，合久必分，完全的命运的诅咒。每次分合中哪一次不是伏尸百万，流血漂橹！每读中国历史，都忍不住失声痛哭！“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利米书9:1）愿你医治这地，愿你医治这地，不再分裂！救几个灵魂，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