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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 :启蒙运动的底气在哪里

作者: 谢文郁 | | 2008年10月02日 08: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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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先生谈到启蒙问题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所谓的心态对理念,认为启蒙不是理念,而是一种心态。杜先生在谈论启蒙的时候也常谈到宗教问题,特别是基督教在启蒙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我在听的时候就在想,一个没有理念的心态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冲着任何一个东西去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会是什么样?这就引申出来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就此发表点想法。

我们在谈论启蒙的时候好像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生存的出发点在哪里?近代启蒙运动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情绪,我愿意借用杜先生用的“心态”这个词,就是说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这就是,当时的天主教在一千多年的传统中树立了一种叫权威解释的东西,(或称权威思想、权威学说。)这个所谓的权威解释主要是一种对基督教圣经的解释,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世界的看法。我们看到,路德起来反对这个权威解释,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就是,面对圣经,我们每个人的解释都是平等的。当然,这涉及了怎么样去理解路德如何能够反对那么强大的,占主导地位一千多年的圣经权威解释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进一步展开。我想谈谈那帮启蒙运动主义者,他们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勇气(或心态)去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权威学说?或者可以这样看,这帮人走的是一种所谓的人文主义路线,他们究竟站在哪个出发点上?换句话说,我们说话是要讲究底气的,他们的底气究竟在哪里?不难发现,一个人如果没有底气的话,他说的每一句话,在强大的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意识形态压力下,如果只是说说而已,那只是边缘化的声音;在边缘化中,一两个人说说没有关系,发发情绪骂骂都没有问题;但是,作为一种运动,我们就要搞清楚他们的底气在哪里。一定要找到他们的底气。如果他有底气,他说话时就觉得他所占据的出发点要比当时以权威解释作为出发点要高。

我最近的阅读和思考引发了这样一种想法:近代启蒙运动那帮人在反对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时所依据的底气和儒家直接相关的。基督教传统不可能允许他们这样说话。我在北大的时候是搞古希腊,一直在教柏拉图,在美国的时候则是做基督教哲学史方面的东西;我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是《自由概念》(The Concept of Freedom),是2002年出版的,也是理这条线。我一直在注意西方人在想问题的时候究竟从哪出发的。我发现,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不可能养成像卢梭这种人,不可能养成像康德这种人。康德晚年发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部分发表后,马上收到了当时的国王的警告,说你这么受尊敬的学者怎么能写出这样反对我们传统思想的著作。康德在那本书上谈论的是说我们的心灵何以能够改变,认为人的善良意志是心灵改变的基础。这种说法否定了当时的基督信念:人性在堕落后完全是恶的。康德可以说冒着他名誉上的危险,冒着他职业上的危险,硬是不顾国王的警告出版了本书的后两部分。这后两部分都谈的是,我们要改变一种心态,出发点究竟在哪里面?他说,只要在绝对自由的基础之上,我们是可以改变心态走向完善的。

康德在谈他的自由概念的时候,在我的阅读里面,我发现和《中庸》,和整个宋明里面谈的那个“诚”字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康德的自由和《中庸》的诚是相通的。虽然一个叫诚字,一个叫自由,但它们基本上是一回事。我这里谈论的当然是在概念上的联系。究竟在史料上如何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还需进一步探讨。我的问题是,康德怎么会提出那样一个自由概念?我认为,那样一个自由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不允许的,尽管它和柏拉图有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不足以使康德很自信地、甚至是很自以为是地,认为他找到了一种和西方思想史根本不同的自由概念。他觉得他有一种站在出发点上的底气。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们在反思整个启蒙运动的时候,整个西方的启蒙运动其实是在寻找一种不同于西方思想传统的出发点。他们所找到的那个出发点在我看来就是最后卢梭所说的那个“良心”。这个“良心”后来在康德里面引申为一种自由意志,引申为一种自由,那是概念上的联系。卢梭是怎样提出他的“良心”概念?朱谦之在上世纪就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认为卢梭的良心应该和王阳明的那个良知是相通的。我的阅读也是这样。但是在史料上,以及概念上怎样展开这个思路还需要进一步做。很可惜,我们没有接着做。我觉得需要继续认真去做。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史现象,在整个西方传统里头,一方面是基督教传统,基督教传统归根到底是恩典的传统。在恩典概念中,出发点在于信仰。你得相信。“相信”这个词的意思是说,我不了解你基督是谁,我不了解你作为神是什么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相信。这样一个出发点怎么进入到西方思想史中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自从基督教进到了西方思想史以后,它就成了一个唯一的出发点。在中世纪时这种信任转化为对权威解释的信任。在这一出发点上,人不能依据自己作判断,而是要通过在神父面前忏悔,并作决定。和这个出发点相对应的是:从我个人出发进行判断。一切都从我自己出发,由我来做判断。如果你这件事没有通过我来做判断的话,我是不会认定你这件事是做对还是错的,或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这个传统强调从个人出发,从我自己出发。这里的底气在哪里呢?我们在儒家思想的一个中心概念中找到了这一底气,即在“诚”中。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诚”里头去判断善恶的。当一个人完全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时候,人就在诚中,从而能够知道善恶并加以判断选择。在“诚”中也就是在出发点地位上。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属于儒家传统的精髓所在。所以儒家可以充满底气地谈论修身养气。儒家对这一底气的感受在17、18世纪也被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感受到了。他们反对对权威的信任,认为必须回到自己的判断权上。而且,在当时的崇拜中国文明心态中,他们把他们从儒家那里得到的底气注入他们所发起的启蒙运动。依靠这一底气,近代启蒙运动形成了一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权威解释进行解构的力量。这一点,在我们反思近代启蒙运动时,我觉得需要我们十分重视。
 
回顾我们五四运动以来所谓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的起因是西方的船坚炮利,我们确确实实被打趴下了。因为被打趴下,我们就觉得我们老祖宗所提供的出发点不管用了,于是想到要寻找新的出发点,于是有了各种各样的救亡努力。对于出发点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还在追寻。我最近发表了一个没有成文的演讲,题目也很怪,叫“在解构里面进入客观性”。讲完了以后,就引起了一通围攻。我的基本想法是,我们中国文化目前在解构力量问题上没有底气。我们不知道如何解构自己的思想体系,也没有力量去解构主流思想体系。我要强调的是,解构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不是用一种理论来批判另一种理论。解构就是杜先生所说的一种心态性的东西,一种情绪性的东西,是非常情感性的东西。只有在情感中,你才能谈论解构。那么这个解构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当然中国思想史上有解构的力量,像庄子和禅宗都提供了解构力量。但是,这个解构力量已经不足以抗拒目前,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理想主义思潮。理想主义在中国目前依然是很流行的。理想主义,就是刚才杜先生所谈论的“理念”。启蒙不是一种理念性的东西。当我们指向某种理想的时候,这个理想就成了我们全部生活的出发点。它好像是未来的,好像没有实现;但是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得以它为中心。这便是所谓的理想主义。但面对这个理想主义,如果没有一种力量去解构它,我们就谈不上启蒙。五四运动所倡导的启蒙运动,其实是把西方的某种思想体系引入中国,并用它来批判乃至代替现行的思想体系。这种做法,我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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