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反思:过于高举“殉道论”的隐忧——对宣教士遭绑架事件的冷思考

特约撰稿人 刘盐约 来源:基督时报2017年06月18日 08:26

连日来两位中国年轻基督徒在巴基斯坦被绑架甚至可能被杀害的消息掀起了强烈的舆论波,在很多网络平台持续发酵,无论是在教内还是在教外(以《环球时报》为代表)都引起强烈关注。特别是向来以民间报纸面孔呈现的官媒《环球时报》披露了这两位被绑架中国公民的“基督徒”和“传教士”身份,触到了某些敏感点,于是这一起中国基督徒遭绑架事件不再局限于教内而已然成为一起公共事件了。

目前从各类报道中可以看到的大致情况的脉络是:两位基督徒受雇于韩国的某宣教机构,去年11月被派到韩国人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首府奎达地区开办的语言培训中心工作,然后以此平台和当地人接触借机布道。据介绍那里总共有十三位年轻同工(都是中国人),5月24日他们中三位弟兄姐妹结伴外出遭遇恐怖分子绑架,一位姐妹逃脱,但这两位弟兄姐妹不幸落入恐怖分子手里,生死未卜,令人揪心。外媒13日报道巴基斯坦内务部证实两位从事传教事业的中国公民已经遇难,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巴方还未向中方最终确认此消息。

与社会媒体的“冷眼相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督徒群体这边几乎是形成了一边倒的态势,纷纷给两位遇难的弟兄姐妹冠以“殉道者”的称谓,笔者也看到一些基督教网络写作者接二连三朝这个方向极力地写作,似乎谁不朝殉道论这个方向写作就不属灵、就“政治不正确”了。

笔者认为,两位弟兄姐妹当然配称为“殉道者”,他们是为了主的缘故在执行宣教使命中被杀害的。不过,和其他群体一样,基督徒群体也有很深的英雄情结,“殉道者”理所当然被视为基督教世界的英雄,并被看为“戴上荣耀的生命冠冕”。我们当然要颂扬要纪念,但在铺天盖地般的颂扬声里,在一些基督教写作者竭力营造歌颂“殉道英雄”的氛围里,笔者似乎察觉到某些隐忧。那就是出事后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几篇认认真真反思该如何宣教的文章,几乎全是这种高举“殉道”旗帜、甚至是鼓励更多人上前线的文章。有的公众号甚至有“消费”殉道者的嫌疑。

但问题是(容我不客气地说)写文章的这些人是永远不会上前线的,或者也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样高危的宣教前线。难得有几篇反思文章往往也会被唾沫淹没,笔者此小文可能也不例外。但笔者还是要说几句不太和谐的话。因为笔者忧心的是,对“殉道论”片面的高举可能会掩盖一些问题的检讨,并失去一次反思和改进的契机,这样反而对以后的宣教事业很不利。

当年庚子之乱西方宣教士大受逼迫残害,但事后很多人痛定思痛予以反思,看到了中国教会本色化的需要,从而推动在华宣教事业朝更健康更纵深的方向发展,结出了丰硕的果子。因此笔者想说的是,我们对“殉道论”的高举适可而止,接下来应该是在宣教理念、宣教策略、政教关系等多方面有所反思。这不是废弃宣教使命,而是让宣教工作朝更健康的方向前进。目前这种高举“殉道论”营造出的氛围里已经多有偏失了:

第一,我们可以讴歌殉道精神,但不能鼓吹仅凭一腔热血就能去宣教。
有一篇讴歌文章称:“我们的纪念不能仅仅只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几篇文章,或只是在微信群转发几句哀悼,如果只是做到这些,那么我们的纪念就显的太肤浅太虚假了,宣教士的血也就太没有价值了。因为如果我们是真心在肯定他们的牺牲,欣赏他们付出,效法他们的勇气,那么我们就应该用行动、用行动、用行动来表达我们心中的哀痛!”可以把文章写得激情澎湃,可以把口号喊得震耳欲聋,但是你必须面对现实环境也必须面对你自己的身量并有个恰当的评估。要担负跨文化的宣教使命,特别是到错综复杂的伊斯兰高危地区进行宣教,不是光凭一腔热血说去就去的,也不是凭着喊几个属灵口号招募一干人前往的,人海战术行不通,不然只能制造“炮灰”。有时候“炮灰”和“殉道”实在只有一步之遥。要成为一个优质宣教士,必须有负担,还要有足够的装备,有能沉淀下来的学习功夫,这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上马的。我们也不是没有榜样,当年利玛窦、马礼逊他们来到中国前后花了多少功夫钻研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学问从而做到游刃有余?

第二,我们可以颂扬殉道英雄,但不能放弃对宣教工场的文化及其复杂性进行充分的了解与评估。
有些地区未必合适做宣教工场,至少目前不适合,这需要有足够资料的搜集和评估。据介绍,这次位于巴基斯坦西南部的事发地俾路支省是一个各种势力进行角斗的错综复杂的地区,被视为“高危之地”。这次出事曝光之后,在公众层面引起最大争议的地方就是:韩国教会招募中国年轻人前往高危地区搞地下传教,置他们于危险境地,有没有事先的风险评估和采取可能的防范措施?因此就有媒体直接称“中国人在巴被绑惨剧真相:韩国人招募中国青年赴敏感地区传教酿悲剧”。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说国内媒体别有用心,但确实相当程度上表达了国内公众的某种担忧和不满。宣教士当然不怕牺牲,但不能做无谓的牺牲,不然公众就会认为我们不是在宣教而是在赌博——而且是拿年轻人的青春和性命进行赌博。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见相关韩国人发出任何声音,还是一溜了之?

第三,我们可以高扬殉道旗帜,但不能不对某些有偏差的神学理念进行反思。
有这样一篇文章写道:“因为他们不是梦想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的人,而是脚踏实地的去实践福音回传耶路撒冷的梦想,因为巴基斯坦是我们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必经之路。”我不知道这两位殉道的弟兄姐妹所在宣教机构的神学理念是什么,但在很多教会确实有这种所谓“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观念(或说冲动),要从中国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必须经过广袤的伊斯兰世界,因此穆宣也成为必然。笔者不反对针对穆斯林的宣教,但“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观念是否有足够的明确的圣经教导却是很有争议且值得商榷的,而且在此理念之下还有一个潜在的巨大预期(但却是错误的,说白了还是冲动),那就是啥时候把福音重新传回了耶路撒冷,啥时候耶稣就再来了。从逻辑上看耶稣再来成为一件可以人为操纵的事件,这完全不合乎耶稣的教导。从现实层面来看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难道现在就没有教会了吗?当然有,而且一直就有,虽然比例不怎么高。从实践来看有些时候“传回”运动有些变质,除了刺激某种急功近利的宗教狂热外还滋生了某些生意经商业经,和纯粹的宣教使命已经是渐行渐远。笔者绝不反对面向穆斯林和以色列的宣教工作,但呼吁要对这种有偏差的宣教理念进行彻底反思和检讨,因为有什么样的神学理念就会塑造什么样的宣教模式。

第四,我们可以颂扬殉道者,但这不等于无视与公众的对话。
虽然《环球时报》的相关报道颇有不怀好意,但毕竟借此报道,“宣教”也从教会内部走到了公众面前,成为公共话题。社会公众舆论确实对此也很关注,有人甚至还创建了百度百科词条“5·24巴基斯坦中国公民被绑架事件”。教会不能说宣教是我们份内的“业务”,与政府与公众无关。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在真空里或在月球上进行“宣教”的。我们也留意到,事发后另外十一位年轻中国基督徒进入中国使馆被保护起来,然后被安全稳妥地送回国内和亲人团聚。公众质疑韩国教会怎么把中国年轻人送到如此危险的地方乃是人之常情,教会要面对并要予以陈明。今后中国自己的教会要宣教,绕不开政教关系的处理,也绕不开和公众的对话。因为在异国高危地区,宣教士的风险处置离不开母国政府,母国政府出面协调处理各种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当年宣教士们能在中国自由行走,遇到麻烦也能摆平,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国力强盛经济富足的大英帝国。当然今天提出“一带一路”的中国还远远不同于19世纪的大英帝国,但是伴随着中国的国际化脚步和中国教会对于普世宣教的参与,双方对此政教关系的处理,的确是个绕不开的现实问题。

以上这四点是笔者在此情此景里的忧思,算是抛砖引玉,大家可以拍砖。真的希望我们不要太陶醉于“殉道英雄主义”式的浪漫里,而是面对现实,多一点反思多一点接地气。中国教会将来肯定要担负起宣教使命的,只是目前还需要多沉淀多预备。我想绑架事件的深远意义可能就在于此。



          写于2017年6月15日

作者简介:80后基督徒,信主十年,在家庭教会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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