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澎谈宗教法治化的十个问题(连载六):宗教立法应怎么处理教产问题?

六 宗教立法应该怎么处理教产问题？

王科力：宗教方面的财产问题也很重要，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

刘澎：各宗教都有大批财产，如何处置宗教财产的产权是一个大问题，是影响政教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信教群众意见比较大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宗教产权归属不清，二是许多被占用的教产至今未被退还。

1、宗教产权归属要明确

由于历史的原因，现行宗教政策规定下的我国五大宗教的教产归属非常复杂：基督教、天主教的教堂及房地产为教会所有；佛教、道教的寺庙宫观及房产为社会所有或者当地佛教协会、道教协会所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及所属房屋为信教群众集体所有；个人修建的家庙小庵为私人所有。这里面问题比较大的首先是佛道教的财产，一方面数量巨大，一方面产权非常模糊。所谓“社会所有”，可以解释为“社会公有”，也可以解释为“国家所有”，具体归谁不清楚，法律关系不明确。“社会所有”等于“谁也没有”，教产实际成了无主财产，侵犯教产的人反而有理有据，有了可乘之机。如果把佛道教教产说成是“国家所有”，等于明确承认中国是“政教合一”、“官办宗教”的国家，政府显然不认同。如果教产归佛协、道协等宗教团体所有，各地的宗教协会分为省地县市不同级别，一处教产如何在各级宗教协会中分配？如果只归最低一级佛协、道协所有，这些协会的各级上级协会岂不成了摆设？另外，各级佛协道协是佛道教人士的组织，僧道本是出家人，怎能组成团体将寺庙宫观巨额教产据为己有，公开担任教产的所有者？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归“群众集体所有”，也存在同样问题。“群众”是谁，“集体”是谁，从来说不清楚。“群众”不可能充当民事责任的主体，遇到产权纠纷，仍然没有明确的产权所有者。这是中国从依靠政治方式、行政手段处理问题转为“依法治国”之后，社会转型中必然会产生的旧体制与新问题的矛盾。

因此，要解决佛道教与伊斯兰教的教产归属问题，必须先要解决宗教团体的法人资格问题。有了宗教法人，宗教教产就有了明确的产权所有者。我认为不论什么教，不论教产的来源如何，只要现在被政府和宗教团体明确认定为宗教教产的，产权都应该属于宗教法人，不应将宗教教产的产权分属“社会所有”、“群众所有”、“宗教协会所有”等。但宗教法人资格的取得又与我国是否有适用宗教团体的法人类别以及政府是否愿意接受宗教团体的备案登记有关。宗教团体是否可以视同一般的社团组织对待？如果可以，谁来担任宗教团体的上级主管？如果为了避免宗教团体出现上级主管，可不将宗教团体作为普通社团组织对待，而将其视为某种特殊群体，但如此一来，就必须在现行法人分类中增设宗教法人类。此类法人应该包含宗教财团法人与宗教社团法人两个分支，以便满足宗教团体与宗教活动场所在 社会、经济等不同领域内进行活动时的需要，宗教组织可在备案登记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宗教财团法人或宗教社团法人。

至于那些被国家明确宣布为文物而实际由宗教团体使用、管理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用品、宗教塑像、宗教历史遗迹等，其产权应明确为属于国家。宗教团体与国家在宗教文物问题上的关系，是一种获得特许使用、保管国家文物的关系。宗教团体如果不愿意或不能尽为国家保管文物的职责，可以退出文物场所，交还使用、管理的宗教文物。如果宗教团体愿意使用、管理具有国家文物性质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文物，就应该尽维护国家文物的义务，但这并不等于宗教团体有处置国家文物的权利。如果保管国家文物的宗教团体不能尽到维护文物的责任，国家可以依法终止该宗教团体使用、管理国家文物的资格。这样才能避免政教不分、宗教场所与文物场所不分的问题。实际情况远比我们这里说的要复杂的多，但在任何情况下，政教要分开，文物与宗教要分清，产权主体要明确。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要解决宗 教教产的产权归属问题，必须走法治的道路，否则，单纯依靠政策或者行政手段，教产归属问题无法解决。

2、被占用的教产要退还

天主教、基督教的问题不同于佛道教、伊斯兰教，他们的教产一般有房契地契，产权主体明确。天主教、基督教的问题主要是大量教产被社会各界占用，其中有些被政府机关、文教卫生单位占用，成了公产要不回来。文革结束宗教恢复活动以后，虽然政府在落实宗教政策、退还宗教教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退还了相当一部分，但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退还，特别是一些具有宗教历史意义的场所、对宗教信徒来说很特别、很重要，当政府用行政手段占用这些宗教教产长期不予以退还的时候，就深深地伤害了宗教信徒的宗教感情。占用这些教产的往往是党政军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老百姓个人占的并不多。所以宗教团体在要求退还宗教教产问题上常常是非常气愤但又无可奈何。一提起这个问题，难免一把心酸泪。其实，不仅基督教、天主教如此，佛道教也是如此。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只是各级政府不说，媒体不报道，因此似乎不存在，但信教群众其实非常不满意。最近十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在旧城改造中，大搞城市拆迁，把很多原来位于城里繁 华闹市、地价较高地段的宗教场所硬迁到城外比较偏僻、地价便宜的地方，导致了宗教信徒和政府之间的严重冲突。如果一个地方落实教产问题本来就没有很好解决，现在地方政府又与开发商勾结，迫使教堂搬迁，信教群众就会觉得又一次受到了伤害。为了保住自己的教堂，许多城市的教徒公开举行过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这些围绕教产的抗议，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有的甚至被国际媒体所报道。但在追逐商业利润的开发商和掌握权势的地方政府的面前，失败的总是处于弱势的宗教信徒一方。

从法律上说，我国立法在对宗教财产的保护方面比较抽象、模糊，属于一种原则性的规定。我国目前还没有《宗教法》，在《民法通则》、《物权法》等涉及财产保护的重要法律中，没有“宗教财产权”的概念。教产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问题。关于宗教组织获得的宗教捐赠、宗教团体内部的财务管理等问题，由于没有宗教立法，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规范。如果有了宗教法，就要把这些问题都说清楚。宗教法的宗旨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其中就包括保护教产。对宗教内部的财务管理也要明确几条，例如宗教收入要账目公开，有管理制度，不能拿宗教捐款去做生意。

3、城市规划建设要预留宗教用地

最后，还有一个新建宗教活动场所的问题，这是近年来出现的新问题。随着城市的扩大和宗教的发展，一个城市原有的宗教场所已经远远不适应这个城市里宗教 信徒过宗教生活的需求了，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城市规划、城市改造、小区建设中是不是给宗教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呢？是不是预留了建教堂、建寺庙、建清真寺的 土地呢？政府要新建一个小区，可能规划了邮局、银行、医院、社区活动室、托儿所、小学、商场、餐馆等等，但不太可能预留宗教用地。你要是不留，将来小区中出现很多教徒，他们上哪儿去活动？比如北京市建了个回龙观居民区，人口非常密集，有几十万人，政府愿意为这些人建立配套的生活设施，但不会考虑这些人中的宗教徒到哪里过宗教生活。如果这些人中只有0.5%的人是基督徒，也得有几千人，政府是不是愿意拨出一块地来让他们建教堂？这个地价应该怎么算？是商业用地还是非商业用地？还是政府建一个教堂卖给信徒？基督教要教堂，佛教要盖庙，伊斯兰教徒要建清真寺，政府有没有规划？如果政府不管这个事，小区盖好了，地也没有了，没地方建宗教活动场所，群众宗教信仰需求没人管，回龙观就一定会出现所谓的“地下宗教”，信仰宗教的信徒一定会用各种办法自己建个活动点或者教会。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地下宗教”出现的原因之一。你不让他搞“地下宗教”，又不给他地方建教堂，买个地方当教堂又不承认，你让他上哪儿去？你用这办法想取消他的信仰？那只能坚定他的信仰。政教关系的矛盾怎么产生的？就是这么产生的，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原因。刚才说到教产问题，老百姓会说老的教产你不给我，新的又不让我建，我不在家里搞在哪儿搞？人多了，家里放不下，我不上街我上哪儿？这个问题反映了社会在发展，社会的其他方面都转型了，可是宗教方面这一套办法跟不上，还是过去的限制、防范心理，肯定和现在这个实际对不上。这个对不上是一定的，你不能去责怪人民、责怪群众，你只能从自己的政策脱离实际上找原因，反思自己。你不反思自己，甚至动用警察压制群众，这是大错特错、错上加错。我讲的这是个很浅显的道理。

这个事情背后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在中国要解决宗教问题，教产问题也罢，“地下宗教”问题也罢，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观念问题，也就是对宗教的定位和定性问题。要弄清楚宗教到底是个负面的、正面的、还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它定性为一个负面的东西，消极的因素，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地限制它、消灭它。这样的话，小区规划当然不能考虑宗教用地，即使有地方也不能用来搞宗教。如果我们把宗教定义为一个中性的东西，是人类的一个正常需求，甚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我们就会比较冷静地、客观地对待它。在宗教的定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刚才说的落实教产问题，新建宗教活动场所问题，很难得到妥善解决。要解决这些问题，观念上需要有一个调整，观念转变了以后才能有政策上的改变，行动上的改变。如果宗教是反动的、消极的，我们怎么 会把国家宝贵的资源留给反动的东西？当然不会。如果宗教不是反动的、消极的，是人民群众的正常需要，我们就不会不退还宗教的教产，不会在小区规划、城市建设中不给宗教发展留下余地。我们在进行城市改造、城市规划、小区建设的时候，考虑到了老人、盲人、残疾人的需求，同时也应为宗教留一席之地。这件事最能体现国家怎么对待宗教、怎么对待信教群众。当然，光靠观念转变还不够，还要通过立法来保证，法律上要明确保护宗教教产，城市规划与建设要明确为宗教预留用地。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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