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爱国商人、基督徒实业家宋则久：皈依基督教之前

宋则久是近代著名的基督徒实业家，他不仅创办了企业，以救亡图存，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还用基督信仰来塑造中国的商业运营伦理。它不仅创办了企业，也创办了技术学校。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基督徒对社会的参与和努力，以及他们对信仰、福音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的思考与实践。

宋则久出生于1867年一个天津钱庄小商人家庭。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他在小时候就被父亲教授算盘，与商业计算结下很深的渊源。七岁进入私塾的时候，却因为父亲染上了毒瘾，因吸食鸦片过量而去世。失去父爱的同时，家庭经济也陷入困境。钱庄也被迫倒闭。全家只能依靠大哥教授珠算维持。十五岁的时候，为了缓解家庭的生活压力，大哥把他送到义德泰布庄做学徒。

成为学徒的宋则久，十分勤快，也许是出身于钱庄的缘故，让很快变熟悉了布庄的日常工作，对于商品的名称、规格、价格等都能了解。他勤学好问，把不懂的问题记录在本子上，这样的习惯和态度，让布庄掌柜和伙计十分喜欢，对他刮目相看。正是在布庄的这段经历，为他将来从事实业打下了基础。

三年学徒期满之后，宋则久被庆祥緞庄聘为营业员。从学徒到营业员，这是传统职业生涯的必经之路。就这样，宋则久辗转多家布庄緞庄，十几年之后，他从学徒成为一个业务熟练的伙计。1899年宋则久成为天津首屈一指的緞庄郭庆隆布庄的经理。上任伊始，他就发现了传统的管理问题，于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在伙计聘任方面，传统的学徒制，是接受熟人的推荐，学徒自身素质千差万别。宋则久将招学徒的方式改为考核制，这种平等的招工方式，让那些既是没什么背景无人推荐的孩子也能凭借自己的才智成为学徒。其次宋则久改变了过去学徒没有教材的状态，把自己的所学写成教材，这样布庄就变成了一所学校。学徒学习的内容，不仅日常的打扫应对，还包括基本的算术、经济学常识。

宋则久成长的时代，恰逢国贫民弱之际，清政府的无能，以及西方资本的输入，让本就不堪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因此，救亡图强成为那个时代每个有志之士的精神动力。宋则久虽然学徒出身，但是他和那些实业家一样，“实业救国”成为他的行动逻辑。1903年，宋则久创办自己的工厂“天津民办造胰公司”，开始生产中国自己的工业肥皂。但是开工不久，因为技术和设备比较落后，他们生产的肥皂无法与西方资本的产品竞争。虽然经过两次改良，依然无法达到理想情况。工厂没有良好的产品，显然也没有好的收益，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转让掉。这种状况不是宋则久一家的个例，而是普遍现象。同时倒闭的还有其它工厂，那个时代的民族实业，在西方资本面前，不堪一击。

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倒台，洋务运动以及清政府实业救国的官方计划也宣告破产。南京政府和北洋政府相继提出自己的实业振兴计划，在这个背景下，全国提倡国货的热情高涨。但是，很快北洋新政失败，让宋则久认识到，依靠政府的支持和西方资本展开竞争的策略是很脆弱的，必须依靠自己，必须依靠自己的技术和观念的转变才行得通。因此，离开政府，寻找民众的支持，是宋则久找到的实业救国新的着力点。既要拥有自己的技术，生产质量过硬的产品，也要让民众购买国货。

1911年宋则久发起了“直隶国货维持会”，并亲自制定章程，不论男女老幼，皆可免费入会。入会人员原则上要购买国货，如果确实需要，也不强求禁止购买外国货。同时为了改变民众的对国货的认识，他邀请名人公开演讲，发放广告小册子，以及编写支持国货的顺口溜。这些活动效果明显，国货的销量和被大家接受的程度普遍提高。

宋则久不仅在宣传上，在支持国货的行动上，也倾其所有创办工厂实业。1921年宋则久从郭庆隆布庄辞职，拿出自己的毕生积蓄，不顾家人反对买下来几近破产的天津工艺售品所，它的前身是直隶工艺总局。一开始，创业十分艰难，他原来供职的郭庆隆布庄老板给予它很大的支持，从资金到人手都很慷慨。销路无法打开，产品质量上不去，宋则久一方面努力经营，另一方面派人去日本学习技术。为了自己的民族实业，他可谓呕心沥血。

宋则久为了提振销售，一面加强销售网络的建设，另一方面创办《售品半月报》，这是在历史上创办最早的企业报纸之一。1915年直隶国货维持会在天津公园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大会，展出了八十多家企业的产品，同时十余辆车穿梭其间，销售货品。

从宋则久的活动来看，他宣传国货，抵制“洋货”是在当时救亡图存的大潮流之下。但是这种仅仅依靠宣传购买国货的行动，实际效果并不大。如何真正救国，在抵制“洋货”运动的同时，还有另一个思潮兴起，那就是人格救国论。这个思潮的兴起是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这一点深深影响并改变了宋则久，也让他加入基督教，成为一个基督徒实业家。

参考文献：
沈霍芝，《近代中国实业家宋则久基督教信仰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英] 科大卫《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