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从社会管理创新看家庭教会问题

随着近年来基督教的发展，家庭教会也逐渐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宗教和社会学者对此也十分关注。如何更客观的看待家庭教会，并且更合理的进行管理，也成为学者所探讨的重点话题之一。

日前，有学者从社会管理创新看家庭教会问题，指出家庭教会本质上是属于制度外人民内部矛盾，也集中体现了制度外非政治性社团治理的困境，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管理创新。

在今年《凤凰周刊》的第32期11月15日一期中，有学者沈阳以《从社会管理创新看家庭教会问题》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表示：“当前被认为与国家稳定息息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之中，有一种颇为特殊的人民内部矛盾，即制度外人民内部矛盾，较为集中地体现为制度外非政治性社团治理困境。有必要探讨如何社会管理创新，理性对待以基督教家庭教会为代表的制度外非政治性社团。只有制度化民主和制度化自治，才能积极地‘化解社会矛盾’。”

作者表示，家庭教会这个人群在中国执政者眼前有一定的复杂性：“这个人群不是自己的核心力量、不是政权的基础、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可是这个群体在政治上也并不以自己为敌。他们从不倾向主动给政府带来任何敌对性的政治活动，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甚至不参与任何群体性事件。教堂被拆毁，因为《圣经》要求‘爱你的仇敌’、‘为掌权者祷告’、‘为压迫自己的人祷告’，他们没有任何积极的肢体抗争。在社会治安、慈善救济等方面，他们系统地为政府分忧解难。”

近几年来，基督徒的数字也引起许多的调查和猜测。有西方宗教组织说有一亿两千万，内也有一些人说数字有七千到八千万。“这些数字是否符合事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只有一个数字是朝野共同承认的，那就是中国的基督徒人数至少不低于2305万。数字是 ‘三自’所提供的：那些被称为‘未登记教会’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信徒不被计算在内。这意味着，家庭教会困境的治理，变相地被推卸给了国家公安部门和安全部门。”

作者指出：在今天，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非法生存”，让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起来。在人们司空见惯的制度内人民内部矛盾（如城乡矛盾、东西部矛盾）外，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制度外人民内部矛盾，相应地，基督教家庭教会则是制度外非政治性社团，传统的分化瓦解、取缔消灭基督教教会的方式不再奏效，面对涉及到数千万人、可能数百万个教会的庞大社群，政府感到左右两难。

 那么到底如何做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作者沈阳表示，制度外非政治性社团问题呼唤社会管理创新。“制度外人民内部矛盾和制度外非政治性社团的出现，既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又给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他看来，具体到基督教 “三自”体系的变迁及其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成因和后果来分析，
“如果我们能够在政教关系理解上做到‘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这8个字的指导思想能够给我们一些极富建设性的丰富联想和系统探索的启迪。”

作者指出，现在的宗教管理现状是宗教组织必须经宗教事务局批准，例如以“三自”为主管部门，这是家庭教会矛盾的成因。而社会管理创新呼唤授予家庭教会独立的“法人”地位，可以直接在民政部门注册，而不需要申请其他部门为主管部门。“一定有某些学者指出，这意味着授予其他类型的NGO同等的制度准入条件。事实上也未必；对宗教部门适度进行制度倾斜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而谈到制度的话，他认为基督教会采取备案制就可以。长期来看，宗教制度的基础原则和方向都是制度化。但“即使制度暂时不能创新，社会管理可以创新，哪怕相关人员力所能及地人性化对待制度外生存的公民，也是对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一个积极促进。”

“制度内人民内部矛盾，呼唤更加人性化的决策智慧和工作理性。有些地方采取居委会参与的邻里监督办法，甚至动辄将基督教传道人和平信徒遣返回原籍，或者通知工作单位从派出所领回因宗教活动而被问话的平信徒。由于官民信息的不对称和政策理解的多样性，这些粗暴的办法必然加大了社会矛盾。”而社会管理的创新则可以促进妥善处理这一问题，这对教会来说也是合乎他们的信仰纯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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