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式合伙人》思“福音式合伙人” 之基础与三点原则

最近，一部中国式的励志电影《中国合伙人》很是红火，在讲述新东方三位创始人的联合创业故事的故事也展现了中国式的友情与合一。

6月5日，央视柴静《看见》栏目访谈《中国式合伙人》再度访谈新东方三位创始人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和电影不同，柴静以其冷静睿智的视角、三方发言的平行剪切、客观克制的镜头语言，帮助我们揭开电影中含情脉脉的面纱，看到这三位合伙人现实中的友情状况和合一路程。

访谈中，柴静平和的展现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在新东方早期发展过程中，从最初的作坊式作业、家族式企业到现代化企业制度这一过程中三个人的博弈、冲突、忍让、信任与期望。

看完这期节目，它让笔者更多的看到人与人友情的真实、以及人与人合一过程中的艰难与盼望。坦率来讲，它不禁也让笔者想到目前中国不少牧者和信徒常常提起的教会合一。

记得几个月之前，有位中国家庭教会宣教领袖主日信息讲道时用过“合伙人”这个词，他说，我们一同做事工也是其实就好似是事工的“合伙人”，社会上一起做事情的时候很强调“合”，但我们在共同做事工时要强调“和”，此“和”非彼“合”。

的确，基督徒、牧者同工们在一起做事工时需要更多的思考“福音式合伙人”。

在笔者看来，做“福音式合伙人”首先要思考的就是“和”这个字。中国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圣经则更加绝对，强调与神和、与人和——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本是罪人的我们可以与圣洁的天父相和。使徒保罗在圣经新约以弗所书中写到：“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不仅与神和，还要与人和。耶稣教导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世上的人一起创业，图的是个“合”字——相合、合作，为了共同的目标、事业、利益等“合”，而基督徒彼此配搭时不仅要“合”，更要“和”。

在与神相和、与人相和的基础上，《中国式合伙人》原型俞敏洪三人的创业与友情交织的历程也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第一，三人本是完全性格不同的人，俞敏洪当时抱着如桃园三结义般的心找来了他最崇敬的两位朋友，一同搭台开始干。俞敏洪重情，看重细节，徐小平与王强西方归来、强调规则与原则，认为友情要放在规则和原则的笼子里面。虽然三人都爱新东方，但由于个性不同、着重点不同，随着事业发展，三个个性完全不同的人矛盾频发。但因为彼此的信任、友情的担当和对新东方的共同异象，最终既保存了三者的友情，又促进了新东方的发展和蜕变。

我们事工中彼此同工也常常如此，性格完全不同，服事过程中更是常常人与人之间常常南辕北辙，很多时候我们要么偏重人和关系而忽略了事工发展，要么偏重做事和发展而忽略了人和关系。唯有事工发展和人际关系都看重时，相信才是蒙上帝所喜悦的。

第二，友情要被原则所管理，爱要被真理所管理。《中国式合伙人》中，徐小平和王强非常强调友情要被原则和规则所管理。最开始王强被接入新东方时，他就认为这是大家一起的事业，而非俞敏洪自己的，也非他一家的。之后早期包干的做法极大的刺激了生产力，加上俞敏洪等人早期引入亲戚到公司管理层，逐渐出现了包括俞敏洪在内的“四大家族”家族化趋势。对此，王强认为这不利于企业长期规范化发展，“王强对原则绝不让步，他会帮助俞敏洪果断开除犯规的员工，强迫老俞开会时关机，规定教学区不准抽烟，第一个罚的就是俞敏洪的母亲。”最后，这样的问题是在王强和徐小平先后以递交辞职信给予俞敏洪压力使其最终放弃家族制、选择现代企业制而告终。徐小平说，他选择支持王强是因为他支持原则，“因为我支持王强那些对原则的倡导。反家族制，当然要反了，企业的治理的这种程序化，当然要做了。”而“俞敏洪在内心深处认为去家族化是正确和必要的，所以他挽留住了王强。”最终，公司遵循了现代化股份制的管理模式。

这让人看到新东方转型过程中的艰难与博弈。如果当初徐小平和王强只是带着“哥仨好”的心去做新东方，相信不会有新东方后来的科学化与规范化带来的辉煌与持久。爱，不是盲目的，爱需要原则和坚持。

无论是创办教会还是事工都是带着爱心，肢体之间彼此配搭也是带着爱心，最大的是爱。但爱要在真理基础之上，这样才能让事工走的长远。使徒保罗虽尊重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彼得，但当彼得做出不合乎真理之事，否认和外邦基督徒同桌吃饭时，保罗未敢苟同，直言指正，保护了福音落入重回律法的境地。

第三，带着爱心和信任彼此讨论与达成共识。新东方股份制、转为现代企业制度之后，最大的麻烦产生了——就是三个人发现他们都不懂得如何做现代企业，于是争吵发生了。

徐小平：就是寻求企业治理之道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俞敏洪不知道，我跟王强也不知道。

柴静：什么叫不知道？

徐小平：就是我们没有学过，他不在我们的血液里，也不在中华文明的这个传统里，整个中国，在90年代，刚刚开始。”

俞敏洪也把改为股份制形容为“上梁山”，都不会做，之后三个人都是在吵架，“上梁山没有解决方案，那就只有吵架了，所以太典型的知识分子问题。”

节目之外，老俞对柴静说，“我问你吵架最多的是谁？是夫妻之间，为什么？因为感情最深。为什么吵架在新东方改革中最多？也因为我们的感情最深，我们确实互相信任，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谁都离不开谁。

《看见》的主编范铭也说：“三人不依不饶的争吵和辩论中，新东方成功地去除了家族制，实现了股份制，逐渐厘清了规则的界限，慢慢走上了现代化企业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树立了新东方百家争鸣的独特精神气质”

的确，这十分形象得道出了改革开放前期中国民企的实际情况，是一种非常现实的从之前的小农经济到工商经济的阵痛与纠结。

其实这也好似目前中国教会许多方面所面临的现状。之前是传统农村教会、如今在向城市化的教会转型，之前更多是家长制、如今则需要更多的现代化。那么，到底如何在现代的环境中建立怎样健康的模式、教会管理该如何做….这些还没有人知道，还需要探索。而在这个过程中，少不了阵痛、少不了纠结，诚如徐小平和王强说的“我们不知道”，的确，我们不知道，但感恩的是，圣经早已启示了教会最本质的真理，并且有圣灵的帮助，会让我们最后看到美满的出路和结果。

但在这个阵痛和纠结的过程中，同工之间免不了争吵和彼此观点的不同。而在这个过程中，更需要的不是维持表面的平衡，或者退回到过去的家长制，而是需要更加公开与坦诚的交换意见、彼此交流与尊重、达成共识，共同成长。

在《中国式合伙人》节目结束时，柴静的总结可谓颇具亮点，她说：“我们感谢这三位合伙人坦诚地说出往事，从当年传统的兄弟结义，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小农经济状态，到后来利益分配、股份改造、海外上市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这三十年中发生了太多剧烈的冲突和动荡，就如俞敏洪所说，一切比电影中更真实、更复杂、更残酷，但情义也更深远。我们留存下这一份经验，这一份经验包含着古老中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当中嵌入骨肉和情感里面的经验与代价。我们也祝福三位，希望他们未来在长城脚下再聚时，永远享有那一份，看似茫然的亲切。”

我们也盼望中国教会更多的出现“福音式的合伙人”，也许在彼此配搭过程中也像他们一样有纠结、阵痛，但纠结之后是出路、阵痛之后是新生，相信未来多年之后，等中国教会更成熟、许多事工也被创建和发展多年之后，彼此配搭的同工再回望这段路时，会由衷的发生感恩，并且生出因为彼此同工而才有的坚固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