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守望孙毅长老对城市家庭教会发展之思考（一）

近年来中国家庭教会走向公开化的呼声越来越高，2008年由中国官方组织的家庭教会研讨会的召开，2010年关于中国家庭教会的新闻也经常见诸于人民日报、新华网等报刊媒体。到底家庭城市教会逐步走向公开化表现在哪些方面？神赋予今天的中国家庭城市教会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近日，北京守望教会的孙毅长老就此问题撰文进行专题探讨，并刊登于最近一期的《海外校园》杂志上。

孙毅长老在文章的开始通过两个真实的故事俯瞰中国城市家庭教会走向公开化的脚步。其中一个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一位社科院的研究院想去当地的一个家庭教会了解情况，结果发现她得先找“介绍人”，不然根本进不去任何家庭教会。去参加聚会的那天，她下了公共汽车后，一个信徒带著她走了半个小时才进到一个住宅楼中，在一个门窗紧闭的屋中参加了一个小群体的团契活动。敬拜结束后，她回到来的那个车站，发现不过用了五分钟的时间。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刘同苏牧师2009年去北京大钟寺附近的华杰写字楼，参加守望教会的敬拜时，在城铁上遇到一个前来参加敬拜的年轻人，他的手里拿著从该教会网站上抄来的地址。刘牧师在文章中感叹，或许教会这样把自己公开出来，更接近圣经上所说的“山上的城”！

具体到家庭教会走向公开化的表现，孙毅长老概括为三点：进入更具公开空间的写字楼；由团契型教会向堂会型教会转型；在改革宗或清教神学中，寻求神学思考的资源。

从住宅楼进入更具公共空间性的写字楼

从聚会空间上来看，随着家庭教会的平均规模、聚会人数的增加，很多教会从住宅楼中出来，进入更具有社会公共空间性的写字楼中。
 

家庭教会在整体走向公开化，很多家庭教会的大门，都不同程度地向社会开放。这表明，无论是教会的带领者，还是普通信徒，都渐渐战胜了过去半个世纪之政治压力在心中造成的恐惧，以及“地下”或者“非法”的心理，开始以群体，而不是以以往的个体的方式，向社会表明自己信仰基督。

在山上的城中，聚集的是一个社群，当群体中的灯越来越亮的时候，这个山上的城，就是无法隐藏起来的城。

教会形式上：从团契型教会向堂会型教会的转型

孙毅长老在这一点上说，进入写字楼的家庭教会常常经历一种“转型”，即从过去的团契型教会，转为有一定建制的堂会型教会。

什么是团契型教会？作者详细说明其概念和特征，“由多个小团契（或小教会），构成的“联邦” 或“邦联”式教会或教会系统。这些小团契（或小教会），人数不多，构成形式基本一样，无论从功能或是建制上，都还不足以承担一个完整教会当承担的多个方面的责任，如福音与宣教、崇拜与圣礼、教导与神学教育、辅导与家庭关怀、社会服务及文化使命等，只能达到最基本的主日敬拜及小组查经。这样构成的“联邦”或“邦联”式的教会，因为缺少整合的机制，无法发挥一个完整教会所当承担的功能与责任。

作者以守望教会为例，2005年之前，由12个团契构成“联邦”形式的教会，每个团契的事务由团契带领人决定，任何团契的人数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可以按照教会的安排，自动分出新的团契，使团契始终保持较小的规模，成员间有紧密的关系。孙毅长老说，这种模式在教会发展的初期是很有效的。但在达到12个团契的时候，遇到了瓶颈。

“发展瓶颈的最直接表现是，所有同工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主日讲道上。因为有12个团契，每个主日就需要安排12人次的讲道。也就是说，在教会牧师及外请讲员之外，每个同工每月还需讲道2-4次。

在团契的其他事务方面，除主日敬拜外，各个团契力所能及的，只有小组查经。因为靠各团契量力而行，所以效果参差不齐。至於成人及儿童主日学，基本上不成系统，更不用说神学教育、教会刊物，或者网站等事工了。

由于各团契独立聚会，教会牧师只能关注到同工层面，各团契内的事务全靠团契带领人。然而团契带领人除讲道、关怀及处理紧急事务外，基本上没有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其他事工中┅┅”

不是为了追求大教会的模式，而是教会发展中神的带领

孙毅长老说，联邦式团契模式的发展遇到瓶颈后，守望教会寻求神的带领，重新确定了教会的发展方向——向堂会型教会转型。

这里所谓堂会型教会，是指已经有一定的教会建制，能够在多个方面，如上述福音与宣教、崇拜与圣礼、教导与神学教育、辅导与家庭关怀、社会服务及文化使命等多个方面承担应有的责任、较为整全的教会。亲身经历了守望教会的转型的孙毅长老说，并不是可以要追求大教会的模式，而是教会发展大了神带领的必然结果。

教会建制的含义是指教会已经有了明确成文的信约、章程、教会纪律，以及与之相应的牧养体制、治理体制、事工体制及宣教体制等。

而仅仅有写在纸面的文字是不够的，教会建制更深层的含义，是这些基要的观念或精神，已经进入教会的运行中。无论是带领者还是普通信徒层面，都因此形成了一种有意识的约束。

守望教会走向公开化的历程

作者回忆守望教会所走过的公开化的过程，2003年教会拟定了教会的行政制度，但真正实施的教会章程，是在2005年教会在转型之初制定的。教会章程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教会的整体构架。2006年，守望教会合并为两个堂，并在2007年，终於完成了全部的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教会。这个整合的过程，既是向堂会型教会转型的过程，也是走向公开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守望教会通过了教会信约，并自2008年开始执行修订过的教会纪律。教会的基本信念、治理的理念，以及生活的基本准则，都以文件形式公布出来，让教会的每个成员知道。这也是教会走向公开、透明的重要一步。

孙毅长老还提到，教会中的带领人大多非常明确的相信这种对新型城市教会的探索是神对他们教会的带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信徒得到更好的牧养和成长。在新型城市家庭教会中，百分之七、八十的成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他们渴望更多了解自己的信仰，渴望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教会的服事与治理。

他们希望，教会不是和日常生活完全分离的地方，而是生活的社区，是让所有信徒学习将信仰落实到生活中的地方。

在改革宗神学或清教思想中，寻找神学思考和教会治理的资源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基督教思想史》的孙毅长老提到，传统家庭教会的神学体系，主要来自19世纪的敬虔派，但现在却转向改革宗神学和清教思想。

他继续介绍这两种不同神学体系的特点：19世纪敬虔派的特点，是极其注重个人内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这种神学传统在中国教会中产生的影响是∶讲道上，更注重个人内在生命的见证，而不是解释圣经经文；教会治理上，不太强调教会职分的分工与体制，更倾向於教会的无建制；在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侧重於关心个人生命的得救，不太关心教会对社会及文化的责任，等等。

而加尔文思想的改革宗神学传统，正好与敬虔派形成对比，比如，改革宗的释经方法，极其注重对经文的严格及正确的解释；教会治理方面，强调教会的组织与建制；教会与社会的关系上，重视教会对社会及文化所承担的责任等。

单就教会建制这个方面来说，中国本土教会自出现以来（即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这种反教会建制的倾向。这可能是来自当时本土教会所受到的西方敬虔派及灵恩派的影响，也夹杂著本土教会领袖想摆脱差会建制教会影响的因素，或许还有当时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

早期中国教会本色化的基本思路是∶本色化就等于与差会建制教会相区别，相区别就意味著超越宗派，超越宗派就意味著没有建制。以这种思路得出结论，就是∶中国本色的教会，就应该是没有建制的教会。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无建制教会的神学理念，同样来自于西方教会（比如说在敬虔派传统中产生的弟兄会），是欧洲宗教大复兴的结果，是当时一些教会对历史上建制教会的一种反思、反弹。因此我们不能够说，无建制教会是中国本土教会追求“回到使徒时期”的结果。

早期中国教会中“回到使徒时期”的口号，其实是在为一种已经存在的教会观念提供说明。中国本土的教会，就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看，从来没有经历过有建制的阶段，所以谈不上是“反思自身教会发展后，产生的本土化结果”。

关于这一点，孙毅教授最后表示，在当前家庭教会的处境下，正如许多文章所言，中国家庭教会无疑面对著家长制，甚至专制主义的危险。在讲求规则的社会文化下，无建制教会的观念可能是一种调整。但对于不习惯规则、更习惯于专制的文化背景来说，有建制也许是更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