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说“上帝死了”的真谛是什么？存在主义的时代与个人的新生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这本书中，借一个疯子之口，向世人宣布上帝死了。疯子白天打着灯笼，满大街奔跑吆喝着“我们把上帝杀了……咱们大家都是凶手！……上帝死了！永远死了！……”在这一脸郑重其事的宣告之后，又把灯笼狠狠地摔在地上，说“我来得太早了，这件惊人的事还在路上……”

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尼采笔下的“上帝之死”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它意味着这件思想史事件之后，人类的生活和精神开始进入一个不同的时代，社会结构开始一次剧烈蜕变。

面对尼采的宣告，我们有必要弄明白“上帝之死”的含义。这位死亡的上帝是哪位上帝？是那位创造世界的上帝，还是那位被人们挂在教堂里的上帝？是那位通过自己独生子钉十字架带来救恩的上帝，还是那位教皇和教士口中的上帝？是省察人心的上帝，还是喜欢压制人们自由思想的上帝呢？显然，尼采宣布上帝之死的时候，恰是黑格尔精神哲学如日中天的时代，在这当中，并不是尼采一人有这样的想法，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同样是对那个时代的回应。

有很多基督徒认为尼采的上帝之死，意味着一场去基督教化运动，其带来的结果是虚无主义，是绝对价值的真空，这种说法，当然没有错误。上帝代表绝对价值之源，是人类道德的支柱。但是尼采的上帝之死之后，西方乃至人类社会，虚无主义却没有占据主流，反而人们在不断努力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在两性平等，政治平等等方面有了进步。可见尼采的上帝之死，不是虚无主义的起源。因为尼采之前的时代，虚无主义早已经存在。

尼采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权力意志”，任何生命都要克服障碍，发展自己，实现自我的超越和成长，但是基督教却以体制的方式，阻碍人的自我发展。尼采总结了教会教士为了阻碍人的发展而使用的伎俩。一是催眠，通过制造虚拟世界的教义灌输，让人产生精神冬眠的状态，从而将天堂作为精神寄托，而不看现实。第二 机械性运动，不断重复的宗教仪式、忏悔活动等，强化控制人们的思想。第三是微小的快乐，就是教会里各种小的奖励和表彰。第四个是群体认同，把个体控制在小团体内，用小团体的力量来消化个体的不满。第五是过度发展个人的某些情感，压制其它情感。教士们重点培养信徒在上帝面前的罪责意识，让人充满负罪感。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尼采反对的是过去一千多年基督教教士阶层对人们的控制，这种控制从社会空间到精神空间，都有所涉及。同时黑格尔哲学更是把人看做历史发展的棋子，在整个历史发展的整体面前，个体丝毫没有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只能随着社会整体走。

尼采作品中那位疯子口中的上帝，显然是那些教士们为了控制社会而打出来的招牌上帝，就像耶稣的到来宣告了法利赛人的上帝之死一样。尼采的上帝之死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新时代不是传统集体主义为特征的时代，而是个体回归上帝的时代。

尼采是这个新时代的先声，紧随其后是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克氏打碎的同样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堡垒，这个堡垒以形而上学和客观真理为特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客观的自然和逻辑规律为真理，而个人的主观经验体验则不是真理。但是克氏认为，主观体验同样是真理，只不过这个真理对于个人是有效的。比如有个人深爱一个女孩，他觉得能和她在一起就是人生的最大幸福，这对于这个人来说就是真理。他肯定了个人主观的真理性，将人从形而上学的大框架中独立出来。

克尔凯郭尔之后的胡塞尔，不满足于对数理逻辑等客观知识的心理学解读，为了弥补客观和主观之间的鸿沟，他提出了意向性理论和本质还原的现象学。意向性理论意味着，在主观和外在客观世界之间，并没有什么鸿沟，而意识本身就有一种对象性，先验地指向一个对象。那么为了找到建构知识的基础，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意识观念中，去掉一切人为的附加内容，达到事物向我们显现的本来面目，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知识大厦。

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为人们去掉遮蔽发现个人提供了方法论，于是存在主义在这个工具之下发展起来。存在主义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战的结束，打破了人们对形而上学理性的信任，让他们看到过去建构的整体性框架根本不能解释二战的残酷。同时基督教同样不能避免纳粹的崛起。人们对传统的集体主义架构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二战时期抗生素的发明，石油工业革命带来生活舒适度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将人们从瘟疫和疾病的死亡恐惧中解放出来，让人们可以过上一种物质资源较丰盛的生活。资源的丰盛，也就意味着传统的那种依靠集体主义分配资源的结构失效了，人们开始从传统中走出，彰显自我的价值。

存在主义的主题就是去除遮蔽，发现真我。海德格尔提出了个人本真与非本真的状态，个体要在对自己人生规划中诗意地栖居。萨特则提出了存在与虚无，个体在虚无中享有绝对的自由，从而规划自己的人生，担负自由的责任。阿伦特在反思纳粹的时候提出了平庸的恶，揭示了独立思考的缺乏与恶之间的关系。而在波伏瓦的《第二性》中，提出本来就没有低于男性的女性，今天女性的社会角色则是男性在历史中的塑造，从而开启了女性主义的帷幕。

我们看到自尼采开启的这种存在主义历史潮流，从宣布代表集体的“上帝”之死，到萨特人在虚无中的自由，从个体依附于群体的教士时代，到阿伦特的缺乏独立思考的个体无作为的平庸之恶，个体开始从传统社会中走向历史的舞台。因此，尼采宣告的“上帝之死”就不是那个创世的上帝，不是那个给人救赎的上帝，更不是那个耶稣福音中的上帝。尼采开启的时代不过是宣告了传统社会的瓦解，一个新的个体重新组合的社会诞生。正是传统社会瓦解了，个体获得自由，信仰才能回归，才能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

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恰是存在主义运动的时代。如果说我们通过学习西方的技术，用四十年的时间走了他们两百年的路程，那么我们今天的社会变革同样用四十年走了他们两百年。现代技术带来的是资源充盈与分配方式的变革，这必然导致今天社会变革。

今天年轻人拒绝传统那种排斥和遮蔽个人的文化。他们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更不想不负责任地生孩子，他们的工作注重个人感受，注重个人权益，他们不再向传统那样，奉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哲学，他们反而更加注重个人生活的自由。他们上班要求双休，他们反对无理加班的文化。他们断绝那些传统上的亲戚，把自己从传统的血缘家族群体中脱离出来，不愿用传统亲属网络定义自己，他们更不愿意传统的家长制来规划自己的生活，他们只想自己安排自己，因为他们要驱除一切的藩篱，从而回归本真的自我。

这就像耶稣的福音所讲的，传统定义的老我不断死去，而新的独立的自我不断成长。这一代年轻人不关心自己吃什么喝什么，他们更愿意活出精彩的生命。他们就像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他们属于蓝天，属于飞翔。他们更像野地的百合花，不劳苦，也不纺线，只愿展现自己的五颜六色。因为今天衣食住行的问题已经不是我们生命的核心问题，这些都已经解决了。年轻人只负责自由生命的灿烂即可。“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从传统集体主义出来的个体，才能在自由的处境中建立真正的信仰，他们才能自己来到上帝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只有传统集体主义的上帝死了，个人的上帝才能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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