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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救国论(二)背景

作者: 李道南 | 来源:基督时报 | 2019年07月24日 08: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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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启的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冲击之后,中国的精英就开始不那么淡定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破了他们心中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信仰,让他们不得不考虑中国未来的何去何从。

这种关切中国未来的思考运动,最终以异彩纷呈的救国论出现,这些救国论或者温和,如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派,或者激烈,如辛亥革命的革命派。

改良也罢,革命也罢,都是希望改变中国的命运,结束中国对西方文明冲击中的劣势。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参战的清军,不论武器还是战争思想,都落后于英国的远征军。清军虽然当时也有水军军种,但是主要在内河和浅海活动,主要任务就是打击河盗,而此时的英军已经称霸海上多年,英国海军分工详细,军种齐全,所以和英军的水师相比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而清军虽然号称八十万,但是经过上百年的养尊处优,已经没有实战经验,变得不堪一击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魏源还在扬州。1841年,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主战派代表林则徐被贬往新疆,途经镇江之际,魏源前来送行,老友相见,感慨世事,把酒言欢。在他们的彻夜交谈中,昔日中国乃天朝上国的观念,已经荡然无存。魏源更是从林则徐处了解到战争的经过和实况。

后来魏源成为负责定海防务的两江总督裕谦幕僚,参与定海实战,并审讯英国俘虏,写成《英吉利小传》,对中英海军军事实力的对比有着清晰的认识。正是在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前提,是承认自己的落后,“夷”技术的先进。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后世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1861年以总理衙门的设立为标志的洋务运动开始,实际上洋务运动可以算作“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展开与运用。洋务运动涉及面很广,不仅在军事层面,在工业、运输、文化等方面都有涉及。洋务运动开启了学习西方技术的大门,一时间近代化的军工厂、造船厂以及相关的技术学校都相继成立。在清政府由上而下的洋务运动中,中国的很多领域都开启近代化的进程。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的洋务运动,并不能迅速扭转中国落后的局面。而实际上洋务运动只是在技术上学习“夷”,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中国政治体制基本没有变革。

甲午战败之后,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认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洋务运动,只能是肤浅的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因此他们联名考生发动了维新改革运动。改革运动大有君主立宪的趋势,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延伸。如果说洋务运动学习的是西方的技术,那么维新运动就是学习西方的近代政治制度。前者动的是“用”,清朝尚能忍耐,而维新变法动的是“体”,直接威胁了皇权,因此遭到了顽固派的镇压。

纵观以上三种救国运动,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建立在“中夷”之分上,学习西方的东西,是在不能动摇中国文化根本的基础之上的。其实“天朝上国”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

激烈的革命派——同盟会,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则是“革命救国”的思想。辛亥革命运动,成功推翻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体制,建立了现代意义的共和国,结束了“中体西用”的救国模式,开启中国的现代化历程。

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体制,但是在未来中国究竟怎样发展,依然没有解决,是全盘西化还是渐进式改革,依然摆在精英们面前。

封建体制虽然推翻了,但是封建思想并没有根除,一个皇帝死了,大家都有成为皇帝的可能,因此辛亥革命很有在封建体制复燃之下失败的危险。结果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结束共和制,恢复封建体制,自封为皇帝,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之死结束了这场皇帝复辟的闹剧,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北洋军阀的分裂与混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拖住了西方列强的后腿,使他们无暇顾及东方,于是日本乘机进犯中国。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让中国始终处于内交外困的境地。

不论改良的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都没有将中国变得强大,都没有实现每一种救国说的理想。

于是面对内乱外困的局面,痛定思痛,一些精英把目光对准了教育。于是教育救国的呼声开始高涨。

一种新社会的建立,必然在于社会中个体的改变,这种改变,非教育莫属,于是教育就承担了改变国民,建立现代社会的重任。

基于教育救国的理念,各种救国思潮不断涌现,“科学救国”、“读书救国”“德育救国”等思潮通过一批思想家,开始在社会传播。众多杰出人物,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张伯苓、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以及鲁迅、丰子恺、范文澜、肖楚女、徐特立、叶圣陶等,皆抱有或抱有过教育救国的思想。(吴玉伦《教育救国思潮的形成与发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 年 9 月第 5 期)

而在这众多的救国思潮中,基督教救国则同样呼声甚高。因为当时国民政府的职员中,有大部分都是基督徒。这源于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开拓和传教的热情,让教会学校遍地开花,几乎垄断了近代教育的资源,因此培养了大批基督徒精英,以至于上至孙中山下至小职员,都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有着群众基础,加上传教士对基督教塑造西方文明的鼓吹,这样基督教救国就蔚为大观,成为精英们选择的理由。

今天,以上各种救国的声音还是不绝于耳,时常跳出。历史是面镜子,最终,历史做什么选择,这不是哪个学说能左右的,因此,我们回顾历史,就是为了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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