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信仰基督教前和后

 

1911年，张学良随父来到奉天城（沈阳）后，就经常出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并于1917年正式加入该会，以后还出任会董，与该会总干事、丹麦人约瑟夫·普赖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里，年轻的张学良学会了打网球、乒乓球和高尔夫球，学会了跳舞，还学会了英文，并结识了许多外国友人和阎宝航、杜重远等爱国进步人士。

 

张学良进入基督教青年会之后，就感到中国封建教育的陈腐落后和空洞无用，于是，他对青年会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但这时张学良所喜爱的，主要是基督教世界的文明和欧美的生活方式，而对基督教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更谈不上什么信仰。1919年，张学良进入东北讲武堂，毕业后一直统兵作战，没有机会再接触基督教了。

 

1937年初，张学良被囚禁在南京孔祥熙公馆时，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去看望他时，曾送给他一本《圣经》。那时，他不过随便翻翻，消愁解闷而已。在大陆十年的幽禁岁月中，他主要研读明史和阳明哲学。长期的读书治史生活，虽然足以消磨时光，但却不能愈合他内心的创伤，填补他精神上的空虚。他说：“我从浙江、江西、湖南到贵州，在这一段时间里，都是研究明史。到了台湾后，我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那时候情报局派到我们那里负责的人是个佛教徒。他就同我谈佛教，也为我安排去见新竹的几位佛教法师。我同他们谈了几次，也买了许多佛教的书来研究，一直到我们搬到高雄要塞。”

 

大约上世纪50年代初，张学良幽居高雄寿山期间，有一次，宋美龄随同蒋介石到高雄要塞时，去看望了张学良。张学良回忆说：“有一天，蒋夫人来访。她问我看些什么书，我告诉她我正在研究佛教学。”但蒋夫人却说：“汉卿，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上各国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很愚蠢的人吗？”凭心而论，由于宋美龄对张学良始终怀有愧疚之情，所以在张学良囚禁期间，她对张学良还是颇为关心和照顾的。她是牵引张学良步入基督教圣殿的人，在信仰方面给了张学良更多的慰藉和温情。除了宋美龄之外，对张学良信仰基督教影响最深的还有三个人：董显光、曾约农、周联华。张学良后来从这三个人的姓名中各取一字，即曾显华作为自己的教名。这三个人都是宋美龄请来帮助张学良学习英文、《圣经》并研究神学的。据说他们还有所侧重：董显光教英文，曾约农教中文，周联华教《圣经》和神学。

 

董显光早年任蒋介石的家庭教师和英文秘书，后来出任国民党驻美“大使”、驻日“大使”等职。宋美龄在高雄见到张学良后，就请董显光去做张学良的家庭教师，帮助张学良学习英文。董显光也信基督教，他的夫人更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张学良经常同他们谈论基督教。董显光夫妇还送给张学良一本《马丁·路德传》，张学良看后很感动。1956年，张学良在奉命写完《西安事变回忆录》之后，在董显光的引导下，正式皈依了基督教。从此，他不再治史，也不再提笔著文，对于前尘往事，一笔勾销，不愿再作回首。赵一荻与张学良一样，同时皈依神学。

 

1959年3月，蒋介石解除了对张学良长达二十二年的管束，同意他从高雄搬到台北居住。1961年8月，张学良正式迁居台北北投复兴岗。随着环境的相对宽松和生活的日益稳定，张学良对基督教的信仰也更进了一层。迁入台北新居不久，董显光夫妇又到美国去了。经过宋美龄的安排，蒋经国派他的副官罗启来陪伴张学良到山下士林镇凯歌教堂去做礼拜，听讲道。凯歌教堂是蒋氏夫妇的私人教堂，主教是周联华牧师。张学良说：“我在那里认识了周联华牧师。以后他就来帮助我读《圣经》和研究神学。”周联华是虔诚的基督徒，也是张学良的证道牧师。周联华建议张学良申请美国南浸信会的神学函授课程。从此，张学良进入正规的神学学习研究领域，一共读了十几年，才拿到了毕业证。张学良说：“因为我的英文不好，每次寄来的功课必须由周牧师译为中文，录在录音带上。我听了之后，用中文回答问题，然后再由周牧师译为英文寄回神学院去。有一段时间，周牧师出国，我就自己用字典慢慢地读，所以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引导张学良皈依基督教的另一位人物是曾约农，他是台湾东海大学的校长。大约在董显光离开之后，他就成为张学良的私人教师，帮助张学良学习英文和圣经教义。这时，张学良对基督教的信仰已十分虔诚。每个星期天，他都要到士林镇的凯歌教堂去做礼拜，他还是蒋介石这个私人教堂的会员。每逢星期五，他都要在家中听周联华牧师讲解《圣经》 。

 

1961年8月，张学良迁入台北不久，有三位极为重要的人士前来看望他。一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多年来一直为张学良的自由而奔走的周鲸文；另两位是他长女张闾瑛和女婿陶鹏飞。周鲸文接连看望张学良三四次，见面时百感交集，张学良的谈兴极浓。周鲸文体会到，假若读史使张学良人生得通，而皈依基督使他人生得达。张学良自省地述及他的过去，认为如果仍然过着任意独行的生活，很可能会犯更多的错误，也可能因之牺牲了性命。与周鲸文的谈话中，张学良崇拜上帝的虔诚已代替了十几年前对学术权威的服膺，这说明张学良的思想已摆脱了尘世的嘈杂和人事的纷扰，而进入了另一种精神境界。与长女和女婿见面，张学良很是兴奋，但没有流泪。在来台之初，只要一见亲人，他就会泪流满面。

 

1964年7月，张学良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组织中虔诚的一员。根据教规，他只能娶一个妻子。所以，他忍痛与远在美国的结发妻子于凤至离婚，而与一直陪伴他的赵四小姐结婚。1964年7月，台北《联合报》报道说：“张学良最近五年来，已成为最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最近他向牧师请求受洗。”在接受洗礼以后，张学良、赵一荻对基督教的学习和对神学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他们开始撰写一些传经布道的小册子。张学良所翻译的《相逢在髑髅地》在1966年前后以曾显华的笔名公开出版。赵一荻也以通俗的文字，写了四本宣传《圣经》的小册子，它们是《好消息》《新生命》《真自由》《大使命》，全部以她的笔名赵多加出版。所以，在当时台北的宗教界，只知道曾显华和赵多加是两位虔诚的基督徒，但不知道他们就是张学良夫妇。在张学良的影响下，他的一些朋友，如莫德惠、冯庸等也接受了基督教。

 

张学良曾说：“《圣经》是一部最完美的经典。”1990年，张学良全面自由后，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热情有增无减。1991年他到美国本土游历，1993年定居夏威夷以后，都按时祷告和做礼拜。1994年12月，他在夏威夷教堂中做见证，以亲身经历来宣传基督的福音。1995年11月，他又在夏威夷第一华人基督教公理会做礼拜，向会众作了《我信基督教的经过》的说明，介绍了他的心路历程。

 

在当时台湾特定的环境中，仰求上帝，也许是张学良唯一的选择。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制度的精神一样。”马克思的一席话，也许正是张学良信仰基督教的原因。（张森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