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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佩蓉:《下一代的竞争力》全稿连载(第十三章)

作者: | 来源:基督时报 | 2012年01月13日 1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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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佩蓉,出生在台湾的传统大家庭,基督徒,11岁随父母移民加拿大,后就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麻省开放、合作、交流的治学理念对其影响深刻。婚后生育三个孩子,她放弃了IT行业,投身于教育,在社区和学校从事青少年辅导、父母培训有20多年的经验。在国内出版的《佩蓉姐教儿童礼仪》深受家长和孩子们的喜欢。

蒋佩蓉女士之前所著《下一代竞争力》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在本章中,蒋佩蓉分享了我们很容易担任救世主,主观的评论他人,在乐于奉献方面,她提出做事情看动机比结果更重要,这些分享让我们看问题的思路要突破表面看内层。

“没有什么非黑即白的事”

在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女孩子时,我和妹妹们住在加拿大,而我父母则在台湾工作。我们总是热切期盼着暑假的到来,这样就可以回去探亲了。有一个特殊的暑假经历让我到现在还印象颇深。我妹妹和我都对那些勾引已婚男人,使其家庭破裂的舞女感到很厌恶。当我们和母亲分享感受时,她却告诉我们说,世上很少有非黑即白的事。

我认为自己又聪明又公正,就跟她说假如我是一个舞女,我就会运用自己的头脑和聪明去刻苦学习,挣一份诚实的生计,而不是找这种安逸的出路。

母亲并不和我争论或试图改变我的想法,她只是带我们到地下舞厅走了一趟,这次经历使我永生难忘。她花钱请了三个舞女,让我们可以和她们在舞池里跳舞,在吧台给她们买饮料,再就是和她们聊天以了解她们。

我确信,当别人看到一个引人注目的中年女性带着三个面容新鲜,看起来尚天真无邪的十来岁女孩子走进来,请了三个舞女,随后又在迪斯科灯光下和这些衣着暴露的年轻女性跳起舞来时,一定大为惊讶。跳完舞后,这些女孩的好奇心也被点燃了:既然我们本身就是跳舞高手,为什么我们还要和她们跳舞?我们喝着母亲给我们所有人买的饮料,在她们询问我们的背景时,我们也问了她们,于是彼此很快成了朋友。

我很快就通过第一手调查,明白了母亲跟我们所说的“很少有非黑即白的事”意味着什么。其中有个舞女要供比她小两岁的弟弟读大学。她很自豪于弟弟既聪明,又刻苦努力,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成为受人尊敬的成功者。她告诉我,既然她家不能供她上大学,而她又没有其他技能赚钱来供弟弟上学,那做舞女对她来说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另一个女孩的母亲遭遇一次工厂事故,旧伤未愈,急需进行一些手术。可她父亲只是个临时工,而她们也没有什么富裕的亲戚或邻居可借钱,于是她向舞厅借了一笔款子来支付手术费,并计划等债还清再重返校园。

而第三位姑娘则来自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父亲总是酗酒过度,并殴打她和她母亲。她宁要城市里明亮的灯光,也不要家里那种紧张和悲伤的气氛。

这次地下舞厅之旅是我在服务领域受教育的起点。那天,我的同情心被激发起来,于是请母亲帮这些女孩逃离她们身处的环境。母亲告诉我,在这儿工作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同样感人的故事。我们有足够多的钱帮助她们所有人吗?我们怎样选择哪个人更值得我们去帮助?只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我不再看不起她们了,或是认为她们只是一些坏人或懒鬼。

事实上,我对这些所谓的“坏女人”有了一份新的敬意,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处在她们那样的境遇时,我是不是能够作同样的决定。

动机比结果更重要

我的母亲在“服务和施与”这个领域一直都是我的榜样和导师,因为她总是不断探察我服务他人时的动机,她问我这样的问题:“这个动机正确吗?”我生性富于同情心,然而,同情心的另一面就是易于养成一种所谓的“救世主”情结,把自己当做不可或缺的、高人一等的人,试图“拯救”那些需要我去拯救的人。在走过服务领域学习的漫长路途后,我发现施者与受者之间的界线已经日益模糊,正如助人者与受助者之间的界线一样。让我们的孩子培养同情心和社会正义感的确重要,但同时我们必须走得更深更远一点,明智地引导他们这份同情心。

在我还读中学的时候,对我来说,帮助别人是很简单的事,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看得见的回报。随着高校倾向于更重视那些一直投入时间和精力帮助别人的人——因为这证明了一个申请者的好品格,可以给他的“CQ”(品格商数,Character Quotient缩写)加分——这一美好图景正逐渐地被阴云笼罩。

结果,在大学申请过程中负责指导学生的中学顾问们就会鼓励学生做一些社区服务的工作,让他们在大学申请表上看起来更有社会责任。在国际学校就读IB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的学生,要获得毕业文凭,必须履行实现150小时CAS(创造,行动,服务)的要求。

这种趋势让许多年轻人走上了正确的轨道,获得了必要的服务机会。但与此同时,一些年轻人却常常不加选择地参与社区服务,以此来满足这些要求,而没有真正利用这些机会,为他们自己的心里带来真正的转变。法定的或要求的服务使得服务行为本身变成了一项义务,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和目的。

北京四中的刘长铭校长说四中的老师鼓励学生自己组织起来,去帮助社会上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而不考虑此类行为能否带来个人利益,想以此在学生身上培养社会责任感。当我被告知这一信息,我感觉这真太令人称奇了。他告诉我,在看到高中学生自我组织起来筹款去帮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在他们的美国大学申请和高考全部完成之后继续去贫困的地区义务支教时,他特别心满意足,因为这显示出他们这么做,一点没有考虑额外的奖励分,或是因为他们可能要把作为服务的结果算在自己的大学考核内容里。

贫穷精神

我们在美国生活时,David面试过一个正在申请麻省理工学院的亚洲男孩,他真是太棒了。这男孩从八年级就已经开始自修大学课程,而且成绩优异。他还是个多才多艺的音乐家和艺术家。他带来一些油画作品,美得令人惊艳称奇。除此之外,他还是个优秀的运动健将,曾代表他的学校参加全市的田径运动会。他父母作出大量牺牲,从亚洲移民出来,因此他可以利用在美国获得的大量机会和资源,从藏书丰富的公共图书馆到目前最高水平的运动器材、音乐和艺术工作室,还有来自社区的关爱有加的教练和老师的时间和投入。

面试过程中,他提到所有曾经帮助他发展才能,使他成为现在的他的优秀老师,他们个个都不相同。David就问他:“那么,你为得到那些人的善行作了什么回报呢?”这时,只有令人尴尬的沉默。回报的问题从未进入过他的头脑。他和他家都沉醉于在这里获得许可,享用所有免费服务,而根本忘了这是很多人花了许多成本才能够免费提供给别人的服务。

一位睿智的长者曾称这种现象为“贫穷精神”:龟缩在他们过去的贫穷状态里,因此不能慷慨大方起来,甚至在他克服了贫穷很久以后都做不到这一点。你可以在一些富有的大亨身上发现同样的精神状态,他们从不为慈善事业捐献任何东西,而宁愿选择在浮华的名利场中挥霍财富,或者你还能在白领女子身上看到这种精神状态,她们收入颇丰,但总活在恐惧当中,唯恐有人跳出来骗走她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这两者都活在贫穷状态里,在他们事实上很富足之时,却好像没有足够的资源与他人分享。

而那些根本不服务他人的人很容易被归为自私的人,他们和那些出于错误的动机去服务他人的人一样危险,只是没那么显而易见。比如,当一个商人从一个大包里掏出许多捆现金,然后在闪光灯和摄影机、摄像机前面,一捆接一捆地往为四川地震而设的捐款箱里堆,你不由自主地要怀疑他捐钱的真正动机: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很好,还是真心帮助受难者。

还有一个商人资助一个穷困的男孩子的大学学费,当他没有因为自己提供的帮助得到适当的感谢之后,居然要起诉那个男孩子,要求退还那笔钱。我们全都是出于混杂的动机去施与和服务,所以,一定要彻底诚实地检查这些动机,确保它们不会在服务别人时左右我们,并诱惑我们陷于更糟糕的境地。

逃脱救世主情结

“救世主”情结使得我努力要做超人,来拯救那正与抑郁或沮丧相抗争、无法保住工作的人。

在我为一位朋友投入一整年的时间、精力、金钱和友情之后,她不仅不能够让自己恢复过来,反而继续其混乱和绝望的生活,我对自己很失望,继而对她也失望。我想要她像我一样处理她的问题。当她做不到的时候,我就很不高兴,就要控制她、指挥她应该过怎样的生活。

当我意识到,我其实在给她创造依赖而不是帮助她靠自己站起来后,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救世主”情结其实已经阻碍了她获得正确的帮助。这个发现让我很沮丧,因为我过去习惯于凡事都有好结果,但这件事却无法让我得到想要的结果。我也意识到,我的帮助是有条件的,是出自于我自己于人有所助益的需要。我服务他人,最终是在服务我自己,服务于我被需要、被认可、被感谢,以及自我满足,而非真正关心她的需要。

我开始思考我母亲所做的榜样,她是怎样一直坚持不懈地匿名为穷孩子付学费的。当我问她为什么不想要她的接受者知道是谁在帮助他们时,她告诉我,她最讨厌去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的同时,还要自私地张扬自己。要张扬自己就用同样的钱去给自己登个广告,不要利用一个陷入困境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最好把两个无关的事情分开。
因为母亲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的,战争期间一度穷困,但努力奋斗以保持自己的尊严,所以她知道让我们想要帮助的人保持其尊严是如何的重要。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目睹母亲暗暗施与、服务他人,这对我是个巨大的榜样。在我们服务社会时,匿名对我们的动机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也是在服务中训练我们自己的一种强大的工具。

承认我们的弱点

我想对服务而言,最好的榜样和动机就是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和局限。用约翰•奥特伯格在其著作《你一直想要的生活》的话来说:

我们受召唤服务他人并不是因为其他人需要我们的服务,而是因为当我们服务时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这与真实的帮助和康复之间关系的本质有关。我们可以在欧内斯特•科特兹的佳作《匿名戒酒协会史》中发现这种区别。

在获得清醒后不久,比尔•威尔逊——在匿名戒酒协会的传说中以“比尔•威”(Bill W)著称——意识到自己又要重新陷入酗酒的泥淖。绝望之下,他设法找到另一位酗酒者,鲍勃医生,向他倾诉自己的故事。最终,鲍勃医生也从沉醉中清醒过来,并和比尔•威一起成了匿名戒酒协会的联合创立人。

但比尔•威明白,说出他的故事的主要理由并不是要救鲍勃医生,而是假如他不对外说出而憋在心里的话,他就会再次陷入酩酊大醉的状态。比尔•威明白,这不是因为他坚强而鲍勃医生脆弱,所以他才能帮助鲍勃医生。比尔•威能够帮助他人,是因为他自己本身脆弱,而在帮助他人时,他就获得了力量。

真相逐步深入。当匿名戒酒协会出名后,比尔•威开始接受采访,作为这一组织的“创立者”开始声名鹊起。逐渐地,他变得过于忙碌,开始忽视自己的家庭,但他却告诉自己,所有酗酒者需要他。朋友们就将他拉到一边,对他实话实说:“你正走在死亡之路上。你认为你自己独一无二,异于常人——而这是典型的酗酒者思维方式。”

像比尔•威一样,我们不得不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并非超人。我们必须拥抱自身的局限。而这正是力量迸发的源泉……我们必须因为自身的脆弱而服务别人。我们帮助别人的理由不是因为我们坚强,他们因此而需要我们。恰恰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我们就将如一座绝望的废墟而终此一生。

为什么匿名戒酒协会坚持匿名?目的不仅在于作为酒精中毒者的人们可以参加匿名戒酒协会的聚会,又不对外界暴露真实身份;还有一个附加的理由就是,没有谁被许可把匿名戒酒协会当做个人获取声名的工具。创立者深刻意识到声名对人的致命诱惑。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保持酗酒者之间的同感而彼此帮助。

若干年后,一位睿智的长者告诉我,我能提供有效服务的最大领域正是我自己弱点所在的领域。现在我正开始理解为什么母亲能够如此高效地帮助穷人,因为她过去曾与贫困艰难斗争过,所以才能设身处地地为穷人着想。她明白贫困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伤害他们,因为她曾经体验过同样的痛楚。在帮助他们的时候她也得到了帮助,因为她源于贫困的痛楚得到了救赎。

当你开始踏上服务他人的旅程时,你可能也会引导你的孩子养成一种服务他人的生活方式。只有当我们的社会是由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关心弱者及贫困者的公民组成时,我们才会拥有一个真正人性而文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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