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量级音乐家马革顺安息主怀享年101岁 曾经历抗战文革等严酷时代不改信仰与艺术初心

12月19日凌晨5：47，中国著名音乐家、中国合唱音乐的奠基人之一与和合唱指挥泰斗、同时也是为中国圣乐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世纪老人马革顺于上海华山医院安息主怀，这一天离他的101岁生日还差8天。

中国第一本《合唱学》是由马革顺所著，于1963年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合唱艺术的学术专著，标志着我国合唱学术理论达到国际水平，也确立了马革顺合唱学派在国内外的重要地位，该书被誉为是合唱界的《圣经》。不仅如此，上海的“新民网”发布了，马革顺老人去世的消息时赞扬马革顺老人的成就，说：“现在活跃在国内音乐舞台的合唱指挥家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得到过马先生的教诲和指点。他的影响甚至遍及东南亚各国和美国、澳大利亚。多年来马先生荣获宝钢高雅艺术特别荣誉奖、萧友梅音乐教育建设奖、中国文联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以及美国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荣誉院士。”

事实上，这样一位合唱指挥泰斗级人物的培养，与他从小出生在基督徒家庭，并且在教会诗班服事息息相关。1914年12月27日，马革顺出生于南京一个基督徒家庭，父亲马兆瑞是牧师，对长子马革顺采取“棒头出孝子”的家教，十分严厉。父亲本希望他能够从事土木工程，但马革顺从小教堂唱诗的耳濡目染，更希望学习音乐，他对父亲说：“我想学习音乐，为教会工作，你觉得怎样？”父亲听了他的话，同意了他的请求。之后马革顺就走上了音乐这条侍奉的道路。

后来，百岁时马革顺教授回忆这一场景，并且说自己一生铭记着当时对父亲的承诺——毕生都为教会音乐做贡献。 “我一直有两个心愿，一个是音乐，一个是圣乐——为教会工作。天父也安排了各种机会给我，让我可以为教会做贡献。这是我非常高兴的事。” 

也正因此，他在社会上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对中国基督教的圣乐发展也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101岁时，他分享自己的最大心愿之一完成大合唱《受膏者》。如果知道这部合唱的完成背景，就会知道完成是多么不容易，不仅有他对艺术的坚持，还有对信仰的忠贞。解放初，马革顺负责上海教会联合诗班的排练和指挥，当他感受到每年都排练亨德尔的《弥赛亚》有些单调时，就萌生了排练巴赫的《圣诞清唱剧》一类的作品，但又感到这类作品难度较大，不易排练。由此，马革顺计划创作一部适合中国人演唱的圣诞大合唱。1953年春天，马革顺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开始创作《受膏者》。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受膏者》于1954年春天写成，并于当年10月由中华浸会书局出版。《受膏者》分两个部分，由12首歌曲组成：第一部分为“预言”，共6首歌曲；第二部分为“成就”，共6首歌曲。1954年12月19日，《受膏者》在上海慕尔堂（今沐恩堂）首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膏者》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曾被批判为“大毒草”，但却被译为多种语言，在国外广为传唱，有些音乐学院还将此作品用作声乐理论研究的样本。改革开放后，全国基督教两会再版了《受膏者》，并录制了录音带（后来也制作了CD），这部作品再次开始在各地教会的圣诗班传唱，作品的知名度随之越来越高，《我心尊主为大》、《报福音的人脚踪佳美》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久唱不衰，百听不厌。在他95岁生日当天，老人还亲自指挥了由他本人创作圣诞大合唱《受膏者》，整整四十五分钟。

与此同时，他还在浙江神学院等教书育人，培育许多圣乐人才的成长。今年，他被浙江神学院聘为终身荣誉教授。华东神学院的圣乐专业和发展开设就有马革顺老人许多的关心。在2005年圣乐科创办之初，马教授对于圣乐科课程设置提供宝贵意见，并且为圣乐专业的教学推荐多位优秀教师，他自己也在耋耄之年热情投入到圣乐教学之中。并且马教授对于圣乐的理念也影响着很多人，这位圣乐家认为，“只见耶稣，不见其余”是圣乐侍奉者应该追求的境地。

可以说，马革顺老人的一生是艺术的一生，也是信仰的一生。他曾在接受《保健医苑》的采访时，分享说自己之所以能够活到如此大的年龄，经历过多少跌宕起伏之所以能健康地活到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应当归功于信仰的支撑,所以他说:“信仰是我的养生大法。”

对艺术和信仰的坚持，也让马革顺老人虽然经历过文革等严酷时代，但仍旧未失去自我。2006年央视的《大家》栏目在采访这位艺术大师时， 被问到他作为一位基督徒经历文革，并且因为当时特殊的年代如何又坚持艺术价值观时，他的回答也可以让人看到一位基督徒和艺术家的坚持。虽然今天的时代已经和当时大大不同，但仍旧可以给今天的我们很多启发和思考。

以下为2006年央视《大家》对马革顺的访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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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文字全文：

开场白：马革顺先生曾经是一位脆弱的少年，在他十来岁的时候，因为父亲对他的冤屈，他曾经产生过轻生的念头。但是幸运的是，这位十来岁的少年很快从天籁般的合唱音乐当中，聆听到了一种和谐之美，寻找到了他的精神家园。在后来的人生历程当中，他尽管经历了一次次地被怀疑的尴尬和被冤屈的痛楚，但他始终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世界。

不仅如此，他的音乐也为越来越多的人带来了一个更加和谐、更加美好的精神家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音乐大师马革顺先生的和谐之美。

解说：作为我国合唱领域的教育家、指挥家，马革顺与他的同行甚至学生们相比，并不为公众所熟知。在拍摄这期节目前，我们偶然看到了他在自己的"九十华诞暨从事合唱音乐生涯七十年"研讨会上讲的一段话。

同期:马革顺：我今天感觉有一点点问题.因为我是虚岁90岁，有一点弄虚作假.但是中国的习惯还是以虚岁为主。第二个又有一个不太合适的地方，我的生日是明天，因为礼堂没有空，改在了今天。今天的日子是毛主席的生日，我又沾了一些光。所以虚虚实实我也沾了很多光了。

解说：2006年新年，我们来到上海马老的家中准备采访，93岁的马老正在摆满鲜花的小屋里跑步，随后他又默想了一段合唱音乐进行指挥，来锻炼身体.让我们感到好奇的是，马老戴着一顶平日很少见的帽子。

访谈：

主持人：您那个帽子有什么讲究吗？
马革顺：帽子没有什么太大讲究，只是一个习惯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常常戴礼帽，戴礼帽的，有沿的那个在文化大革命那是四旧之一，不行，但是我头冷，要戴，怎么办？就把那个边剪掉了。
主持人：留了中间这块？
马革顺：好像红卫兵没反对我，我就戴了这个帽子。
主持人：您这个帽子也是那么改的？
马革顺：戴礼帽我在房间里不能戴了，那么戴这个，房间可以戴。
主持人：这是文革给您留下来的一个小创新。
马革顺：对。
主持人：好像您身上还是有很多这种，就像文革里戴帽子的习惯，有很多习惯可能也是解放前，您出生的时候，从家里头环境给您造成的，是吧？
马革顺：我是个基督教家庭，这个东西，已经到基督教家庭我也没法改变自己。但是我父亲很厉害。
主持人：您父亲是个牧师？
马革顺：但是他很厉害，我几乎每天在家里都要挨打罚跪呀。

解说：1914年12月27日，马革顺出生于南京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虽是位牧师，但却信奉"棒头出孝子"的家教，对于作为长子的马革顺更是十分严厉。在他十来岁的时候，他曾喝下来苏水自杀以向父亲抗争，幸运的是，他被家人及时抢救了过来。在那时，合唱音乐正随着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播而传入我国，马革顺在教会的唱诗班耳濡目染，从小就喜欢上了合唱音乐。高中毕业后，他一心想报考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艺术科学习音乐。

访谈：
主持人：当时您父亲支持您学音乐吗？
马革顺：我们陕西有一个同乡是中山陵的建筑总工程师，他(父亲)大概受了他的影响，也叫我去学土木工程。那么我也不愿意放弃，我就跟他讲，是不是我学了音乐为教会服务，那么他同意了。我就托人把我这个报名的性质从土木工程改到音乐组。
主持人：当时已经报了土木工程？
马革顺：已经报了。
主持人：不甘心，又改过来？
主持人：那时候您跟您父亲谈判就已经很有策略了。
马革顺：那当然，没有策略恐怕挨打挨罚更多，所以想办法，有时候比方讲到怎么教育孩子的书，放在他的台子上。
主持人：这样，悄悄地潜移默化去改变您父亲。
马革顺：其实他看了书知道我这个用意，把我更打一顿。
主持人：又打一顿，您父亲对您怎么那么厉害？
马革顺：不过他这个人很聪明，自学英文，可以写，可以讲，他读书也只读了私塾。
主持人：他实际上可能对您要求很严格，但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
马革顺：他还办孤儿院，一方面半工半读，养了很多孤儿，他事业心，能做很多事业，这个我很佩服他的。所以我对他一方面很佩服他，敬仰他，一方面很害怕他。

解说：在中央大学，马革顺师从奥地利音乐教授史达士博士学习指挥、合唱、和配器等课程.1937年大学毕业后,由于抗战爆发，他离开南京转赴西安，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群众歌咏活动中。在荷兰著名摄影家伊文思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纪录片《四万万同胞中》，就有一组马革顺正在街头指挥群众歌咏的镜头，当年他才23岁。

访谈：
主持人：我们看到过您的一个非常著名镜头，就是伊文思的那个纪录片《四万万同胞》里的指挥，街头指挥的那个镜头。
马革顺：有一天在街上我带着学生唱抗战歌曲，有一个大概是美国的金门公司来拍电影。
主持人：是他们在街头看到您在指挥，想到去拍，还是说事前有些安排？
马革顺：就是看到我在唱，他说可惜这个地方呢，光线、背景都不太好，明天在我们指定的地方拍，所以第二天我再把学生带去拍，就是拍的这个镜头。拍了以后也就没有消息了。后来有一个纪录片叫《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忽然在电视看到我这个镜头。
主持人：那您记得您当时指挥的时候，是在唱一个什么歌吗？
马革顺：也许就是"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大概这类的歌。
主持人：抗战的时候对于合唱，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土壤，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用合唱歌曲来......
马革顺：齐唱。
主持人：您叫齐唱？
马革顺：一个声部，没有合唱。
主持人：是不是比较简单一点？
马革顺：这是群众性的，群众的歌咏比较简单，但是很有魄力。
主持人：您那时候指挥的时候？
马革顺：拿个棍子。
主持人：拿个小棍？
马革顺：小棍子。
主持人：那也是齐唱？
马革顺：也是齐唱。
主持人：可能对您来讲，您特意强调这是齐唱，是不是说明对您来讲，跟严格的合唱艺术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马革顺:那到四部合唱的时候，有些人唱低的，有些人唱高的，合起来以后效果，我是很满足于这个效果的。
主持人：您不愿意让艺术效果打折扣。

解说:在指挥学生唱抗日救亡歌曲的同时，马革顺自己也创作了《台儿庄打胜仗》、《募寒衣》等多首抗战歌曲。前几年在西安发现的这份《抗战音乐》创刊号上，就登载着当年黄自的《热血歌》和马革顺的《胜利在最后》等四首抗战歌曲.即使是在抗战的非常时期，不愿让艺术效果打折扣的马革顺，还写下了《关于抗敌歌曲的检讨》一文，他在文中呼吁人们在反抗压迫的同时，还应追求真正的音乐。而这篇文章，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都曾让他深深地捏了一把汗.

访谈:
主持人：您还记得那篇文章？
马革顺：记得。不过那个时候，要现在看起来恐怕有很多地方我还有点后怕。比方讲，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起来起来起来"，现在是这样，我那时候就批评，"起来起来起来，"我要加上两拍就很满足了，我那时候要加长，并且三个"起来"照音乐的规律应该有四拍才满。
主持人：您觉得这样的话会更好？
马革顺："前进前进前进进"，我觉得没有进去，就停了，"前进前进前进进"，要延长一点。我在那时候带大家唱，那时候还不是国歌了，《义勇军进行曲》，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后怕。
主持人：您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想到那个歌会变成国歌？
马革顺：对。
主持人：后来有没有人再给您算过这个账，文革期间？
马革顺：没有发现。
主持人：没有发现。
马革顺：发现恐怕要提到上纲上线，那我就吃不消了。
主持人：能不能把现在我们唱的，和您认为应该唱的这种方式，您再给我对比一下，可能观众听一下还听不出来，您再对比一下。
马革顺：这个东西不算旧账了是吧？
主持人：我相信不会有人跟你算旧账了。
马革顺："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我是要唱这样唱。
主持人：您觉得这样唱好？
主持人：最后一个起来要再长一点，长两拍。
马革顺：现在是"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这样。
主持人：好像力量没有抒发到极致。结尾呢？
马革顺："前进前进前进进"，往前走了。
主持人：您认为应该是这样，现在？
马革顺："前进前进前进进"。
主持人：现在是戛然而止。

解说：抗战胜利后，满心欢喜的马革顺赶赴美国最著名的威斯敏士特合唱学院专攻合唱学，获硕士学位时正值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他顾不上领取学位证书就匆匆赶回了国内。不想这一回直到1981年改革开放后他第一次赴美国讲学时，母校才重新为他举办了毕业典礼，给他补发了三十多年前的硕士学位证书。应该说，五十年代初期是马革顺回到国内后、改革开放前最为愉快的一段时期，在当时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他创作了一部基督教音乐作品《受膏者》。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部作品虽然后来在国内被批判为大毒草，但却在全世界被译为各种语言广为传唱，甚至还有一些音乐学院用作声乐理论研究的样本。

访谈：
马革顺:从1949年到1953年都是唱《弥赛亚》，我觉得老是唱一样的，唱别的东西也有管声带合唱的，太难，大家也不习惯。我就根据《弥赛亚》的内容写一个中文的作品，没有什么企图，就是这么个目的，不想到我将来这个东西成名，没有这个概念。
主持人：就是觉得过圣诞节的时候，大家能够唱中国人自己写的中文的圣诞歌曲。
马革顺：那么写了。1954年圣诞节我们就唱这个东西，唱这个作品。
主持人：现在这已经是在基督教界用中文写的，唱的流传最广泛的一支基督教歌曲？ 马革顺：对。

解说:
1956年,马革顺受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院长的委托，与杨嘉仁教授共同筹建指挥系，并被任命为合唱指挥教研室主任,中国后来许多合唱指挥家毕业于这一时期他的教学班上.
主持人：您是一个非常追求艺术的纯粹性，艺术的完美性这样一个人，但是真正在建国初期的时候，我们很多歌曲还是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所以艺术性要让位于政治色彩或者宣传功能的，那时候您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的困扰？
马革顺：群众化、革命化、民族化。但是我自己内心又加了一化：艺术化。
主持人：悄悄地加了，还不敢说。
马革顺：不敢说，比方讲"风在吼马在叫"，很多人都这么唱，就像队列歌曲一样，队列歌曲起到整齐的作用，但是这个东西不够，我要唱"风在吼马在叫"，一层层上去，像绘画一样，推到高点，然后慢慢下来，这个都是艺术规律，很多指挥没有找到，很多指挥也许有，他是感性的，他不是理性的，感性很可贵，但是感性不可靠。一直找到它的色调，就像绘画一样，同一个绘画、同一个颜色，左右的颜色都有层次差别，我们合唱也是，"风在吼"，不能"风在吼马在叫"，不行，"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有一个层次，慢慢推到高潮，波浪式的推到高潮。
主持人：那个时候在您指挥的歌曲里头，您的作品里头，强调这个东西的时候，您周围人接受吗？
马革顺：接受，唱好了以后大家都接受。比如《人民领袖万万岁》，"太阳照在"，"太阳照在绿草地"，它有一个高点，"山上的松树"，很多合唱的人，特别学过唱的人找声音，"山上的松树"，"山上的松树青青的哩"，把这个意境带出来。所以这个东西，我自己偷偷有个艺术化，一定要把合唱的美找出来，其余的声部怎么烘托它，这个东西弄好了以后，那就不一样。
主持人：您用这样，悄悄地把艺术化揉进去的方式，指挥出来的一些歌曲，当时在演出的时候有没有遭到一些批评或者批判？
马革顺：当时这个东西，小资产阶级情调。
主持人：小资情调。
马革顺：洋腔洋调也有。但是比如《人民领袖万万岁》这些歌曲，还有贺绿汀一些东西，我处理以后很多人很欢喜，甚至于，比方讲唱完了以后，这个歌群众鼓掌，要你把这个歌再唱一遍。
主持人：同一首歌再唱一遍？这是比较稀罕的。
马革顺：很多人很新奇，因为那时候搞合唱的人不多。但是比方讲，四川民歌，四川代表团就有点意见，你这个唱的不够我们本味，就是不是民歌的本味了，因为你改造了。所以土洋之争在五十年代是很厉害的。
主持人：这个争论后来怎么解决的？
马革顺：我们大家到中南海请周总理来讲话。
主持人：请周总理来讲话？
马革顺：周总理没有讲任何话，并且上台来祝贺，学生围着周总理，我站在后边，周总理发现了，从人墙后头伸手够我，我也非常感动。
主持人：后来大家就不争论这件事了？
马革顺：不争论了。
主持人：等于周总理没表态，握手这种动作实际也是一个表态。
马革顺：啊呀，那时候很苦恼，土洋之争，比方负责的人他欢喜土的东西，你弄得洋腔洋调，就是提到你世界观的问题，像我们这种人是上纲上线的，所以你非改不可，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人很教条的，比方那时有很多作品，线条旋律向上的就革命的，向下就不革命的。
主持人：绝对性的来区分。
马革顺：很多好作品都枪毙掉了。其实艺术规律不是这个样，比如《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好像高点在这里，高点不在这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高点在这里，在低的地方，很多艺术规律不能够规定一定向上是革命，向下就不革命。
主持人：所以您反过头来看真正历史沉淀下来好的作品，我们今天再来看的话，可能已经远远不是那个时候那种原则，声音最高的是最好的。
马革顺：不是不是。那个形成总结硬高快，硬高快强。
主持人：硬高快强，这样就是好的？
马革顺：就是好的，影响到今天还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很多很低的地方是感情最深的。

解说:在教学的过程中，马革顺还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合唱学》著作，这部著作至今已再版五次，每一次他都经过仔细修订，以更趋完美。
主持人：这本书是我们现在唯一一部合唱学的专著。
马革顺：可以这么讲吧，很多人都抄我的，我让他们抄， 我从来对做书、出版书，版税什么，我对这个兴趣不大，只要能出版就行了，现在很多人整篇在那儿抄，一字不改地抄，也让他们抄，只要能用就行了，我也不同他打官司去。

链接：马革顺编导手记

马革顺先生出身基督教家庭，却是个单纯爱国的人，他一生单纯得让人吃惊甚至感动。

1937年大学毕业时正值抗战爆发，刚刚二十出头的他准备离开南京转赴西安。在当时，南京中央电台也在准备撤退重庆前，组织文艺工作者作抗日宣传，但南京沦陷在即，人心惶惶，电台找人十分困难。马革顺提笔为《不久就要天明》和《淞沪战歌》两首歌词谱写了曲子，带两个弟弟到电台唱完才离开。

抗战期间，他积极参与抗日歌咏活动(荷兰著名摄影家伊文思的《四万万同胞》中，纪录下了他指挥抗战歌曲的身影)。有一次，国民党方面主办了一个战地人员服务训练班，让他带领大家唱抗日歌曲，他就唱起了"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正唱着，教官大声训斥："谁打老百姓了？谁打自己人了？啊？下去！"

把日本人打跑后，他赶紧出国去美国著名的威斯敏士特合唱学院学习《合唱学》，学成后正好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他顾不上领取硕士学位证书匆匆回到国内，结果美国人以为他跑回去迎接新中国解放去了，而国内很长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他被怀疑成是美蒋特务。他的硕士学位证书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母校才在尘封了30年后补授给他。

1986年，74岁的马先生办理了退休手续，但直到今天，他仍担任着上海音乐学院本科生的教学和研究生导师工作，二十年间一直退而不休。很少有人知道，很长一段时期，他的讲课费是一节课七块钱。但马先生不在意，他最大的乐趣是教学生，尤其学生达到了他的要求时，他说那就像踢足球踢进了门，狂喜呀！

近三十年来，马先生走遍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辅导了一个又一个中外合唱团体。我偶然得知，他经常辅导的上海春天少儿合唱团，是国内唯一在金色大厅演唱过的合唱团，他辅导的上海市北中学合唱团连续十五年排名全上海第一，并多次获得国际奖项。

2006年新年，他又来到上海华东师大辅导学生合唱，学生们由衷地为他唱起了"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福老师新年好！"马先生感动了，他说："只要我活在世上不死，我总会来！"(编导：郭改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