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明捷博士访谈系列(三):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厘清"与"正位"

于明捷，北京大学学士、中国科学院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曾任中国某著名大学经济学院助理院长，“圣则管理机构”的创办人，也是哈该国际领导力培训学院的讲员，在圣经领导力、圣经管理学、基督徒领袖人才培训、东西方文化比较等方面有着开拓性的研究和探索。

近期，于明捷博士在国内各大城市工商团契事工走访交流。基督时报同工也有幸在温州与于博士见面交通。就中国属灵复兴状况、中国文化事工以及职场事工等关乎中国教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于博士分享了他的观点和看法。

续：于明捷博士访谈系列（一）：目睹神在城市职场中的作为大有恩典
    于明捷博士访谈系列（二）：中国新兴教会“认清大局，至关重要”

基督时报：提到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文化问题，有人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联姻”会出现信仰的混合主义，把基督教搞得走了样。而基督教信仰需要对本土文化有“扬弃”和“成全”两方面的作用与影响，对此您提出了需要做“厘清”和“正位”的观点，您能详细谈一下吗？

于博士：是的，我在其他地方谈到了对待中国文化的两项基本工作。第一就是“厘清”，要把中国文化中关于道德伦理的以及“形而上的”基本概念的真正含义搞清楚。儒家所谈的“仁”、“义”、“礼”、“智”、“信”、“天”、“道”等等，到底指什么？为什么说它是人本主义的一套理论。而基督教所谈的“公义”、“爱”、“信实”、智慧”等等，到底指的又是什么？这是摆脱宗教混合主义的前提。

 

佛教谈“慈悲”，儒家谈“仁爱”，基督教谈“圣爱”，这些“爱”在本质上并不相同，它们的最终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方法、原则和标准都不相同，所以，实际上它们是各谈各的“爱”，各有各的分野。

 

这种差异还不是如某些基督徒所谈的“我们是圣爱，是无条件的，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等等。这些观点应该说都对，但是有一点没有指出，就是爱的“目标”！须知爱是有目标的，爱最终会把爱的对象带到某种理想境界，所以这使爱含有某种标准，这就使爱与公义不可分了。因为有目标就一定会产生出标准，有标准就需要公义。当你偏离目标时，爱就变成了劝诫、责备、甚至惩处；当做得合乎标准时，爱就变成鼓励、褒奖了。这让我们看到爱和公义原来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这一点是很多学者没有谈清楚的。比如说基督教的爱，最终是要把罪人带到耶稣的境界，人人都要成为小基督。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标，就会形成标准、原则和方法等等，所以基督教一定会有自己的生命“圣化”的理论与实践。

 

但是，儒家的爱寄希望于把人带到“君子”或“圣人”的境界；而佛教的爱（慈悲）是要把人带到“涅槃”或“觉悟”的境界，即所谓成佛。因为无论是君子圣人，还是涅槃佛陀，都与基督完全不同，所以这三种爱带有本质的区别。遗憾的是，很多学者没有将这一根本点谈清楚。

 

       从舍己来看，佛教和共产主义都有很高的舍己程度，就像黄继光、邱少云等人那样。但爱的最根本的分野不在于舍己的程度，而在于舍己后把被爱的对象带到什么境界。

 

当我们把这些都“厘清”以后，才有对话、提升和结合，才有“扬弃”和“成全”。先有“分”，才能有“和”与“合”，才能恰当地“各就各位”。平心而论，如果把儒家文化中的道德伦理部分重新连于真理的活水泉源，儒家文化还是有其独特价值的，对基督徒生命的圣化是有益的。

 

再有，儒家文化注重关系，重视家庭与社区生活，这更接近于犹太人的传统。所以中国人理解团契的概念以及实践团契生活是相对容易的；西方由于深受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与团契的精神可以说是渐行渐远，不得其要了。所以说儒家文化在厘清的基础上是会有一定的价值的，至少是有借鉴意义的。

 

基督时报：现在有一些关于儒教、道教、佛教的电视讲座，特别受欢迎，很多人觉得观念很对，基督徒也会去看。那相应地，基督教文化工作方面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于博士：基督教文化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只能择要而谈。当两个文化相遇时，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总是要“交手”的，要“过招”的。在此过程中，外来文化常常先处于劣势地位，长期受压制，尤其是当本土文化感觉到外来文化相当强大，自己可能会受到威胁时。基督教进入中国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一直没有摆脱边缘化、受压制的状态。所以，基督教文化工作是任重而道远的，需要一些人扎扎实实地做一些高质量的工作。我想也许还需要至少一百年，中国文化里会出现一些基督教的东西。现在中国文化中人本主义的东西太多，受佛教、道教影响太深。中国的大部分的名著，如《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都有很多佛教的观念，所以说佛教是中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但其大致用了一千年左右的时间才真正完成本土化的过程。所以说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是任重而道远的，尤其是考虑到要保证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不被中国文化所同化或“稀释”，更是如此。

 

目前我们应该看到，基督教在中国还没有什么地位，现在基督教的复兴，只是人数的加增，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还没有进入到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还不能成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一场“属灵的启蒙运动”，中国缺少这样的运动。佛教进入中国时，高僧们译经、解经、辨道，做许多社会工作，也用神迹奇事吸引人。最重要的是，约占40%的高僧致力于把佛教的原典翻译成中文，而且精益求精。基督教方面，我们翻译了《和合本圣经》，但西方基督教涉及政治、历史、经济、教育、法律、艺术等方面的大量文献我们翻译得太少太少了。这需要相当多的高素质的人力，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可喜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投身于这样的伟大圣工！

 

目前，中国很多的管理学培训、领导力讲座，以及政治学研究、法学思想、教育实践、艺术创作等等，都深受儒、释、道以及唯物主义的影响，基督教对这些领域的影响还几乎是空白。比如，中国的绘画与民乐就深受道家和佛教的影响，与西方艺术还处于并行的状态。因此，中国需要有这个“启蒙”运动。比如《基督时报》这样的机构，有一批像你们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年青人委身，可能需要几代人兢兢业业地把这项工作做下去，而且要做好，或者有望在中国带出真正基督教神本主义的文化元素，这就是所谓“三新异象”中的“文化开新”（其他两个“新”为生命更新、教会启新），“开”就是开拓出来；“新”就是加进很多新的要素。

 

举例来说，像“救赎”、“原罪”、“三一神论”、“审判”、“与神和好”、“以马内利”、“恩膏”、“新天新地”等观念是中国文化所缺失或极其薄弱的，有的是被误解的。而佛教的“轮回”、“功德修行”、“报应”、“因缘”等观念却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基督教在中国正是缺少这样的“深入人心”。就如在西方，无论你信不信耶稣，当犯难或兴奋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Oh, My God!”、“Jesus”等等，这就是基督教文化深入人心的表现。你叫John（约翰），他叫Peter（彼得），另一位叫Samuel（撒母耳）等等，这些都是《圣经》中的人名，从起名上也反映出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总之，基督教信仰与其核心价值观（即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还仅仅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