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文化”首倡人曼德专访（下）：基督信仰与温州企业家

在分析了职场服事在内地家庭教会普及的几大因素、以及新教的工作观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之后，曼德弟兄还特别就许多人所关注的温州老板基督徒的现象发表看法。

新教伦理精神在温州经济振兴史中作用不可忽视
 
说到温州的老板基督徒现象，曼德弟兄回顾了温州经济振兴的历史，介绍说在这个过程中当地传统文化的因素和基督教的因素都对此有着很积极的作用。他对比温州、北京、广州、深圳等几个经济发达的城市，说：“北京和广州的文化素质是比较高的，不过他们的信仰根基不如温州的强。温州的特色是都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很多是小学文化，文化素质并不高，优势是他们很多都是‘祖传’的基督徒，家里面好几代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的信仰根基还是比较扎实。”
 
“在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中说到，先有资本主义精神，才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决定了后来资本主义兴起的基础。温州也是类似的顺序。虽然温州普遍文化素质比较低，但是他们确实是自发的市场经济，国家给温州的投资几十年加起来不如一年给宁波的。温州人其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大家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就开始做市场经济了。他们天生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商的观念。”

曼德弟兄介绍说，“温州有个历史上有名的哲学家南宋的叶适提出‘义利并举’，并不仅仅强调义，还有利。”义和利之辩，是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如何对待伦理和物质利益问题的重要的争辩。一般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表示某一‘社会的伦理规范，即包括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相互间的、人们对社会国家的义务等在内的道德要求；“利”即功利，主要指人们的物质利益，又分天下之利(公利)和个人之利(私利)两方面。
 
早前，儒家讲求“仁治”、“礼教”的思想和“重义轻利”的精神使得社会长期有这“轻商”的气氛，而在南宋时，哲学家叶适讲究“功利之学”，认为“即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他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
 
这些影响使得“温州人对金钱不会蔑视，这个有儒家的因素，还有基督教的因素，因为基督教对于钱和入世是肯定的。”曼德弟兄还回忆说，“基督信仰的因素让温州人起码在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都比较穷的时候就知道穷是不好的，全国人民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就开始悄悄地做生意。这样的商业文化对温州经济的振兴影响很大。”

“他们在中国大部分人都沉睡的时候走出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一个人先觉得这个事情对的时候才会去做，当时全国人民觉得赚钱是邪恶的，而他们当时就是觉得赚钱没有错，他们对钱是肯定的态度，这个观念的普及让很多人会做起来生意。”

“一个现代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就是这么产生的，这就是资本主义萌芽。温州这一点跟深圳不一样。深圳基本是依靠国家对深圳很多优秀人才的投入和金钱的投资发展起来的。但是温州可谓是‘穷山恶水’，他们是靠着‘资本主义精神’，一点点做大，可以说温州是最能体现新教精神的地方——主要是敬虔的动力和敬业的精神。”

当下温州基督徒商人艰难环境中仍努力将信仰融入职场
 
曼德弟兄提到，他和其他一些关注职场服事的同工们在温州曾做了大量的服事，当地的基督徒企业家们、商人们也在努力的构建融入基督信仰的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现在在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方面没有代表性的公司，那些温州的企业家们正在努力的做。”

“这些基督徒企业家们不仅企业做的不错，而且还开始做很多社会的慈善与捐献、以及在很多边缘地区做教会的扩展工作。这些都是温州的商人们在做，他们的努力也赢得了当地政府的欢迎。”
 
“商业也是宣教的一个通道。”曼德弟兄强调说，“看历史的话，发现新大陆为人类文明作出杰出贡献的达伽马和哥伦布是一方面做贸易、一方面做宣教的事情。他们都是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说，是把宣教摆在第一位的。商业对于宣教是非常重要的。”
 
谈到温州，曼德弟兄再次对温州所体现的新教精神——敬虔的动力和敬业的精神忍不住表示赞赏，但同时也指出：“不过他们还欠缺的一部分。工作天职观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很敬业，第二是透出上帝的圣洁，温州的基督徒商人们在第一点上很好，第二部分他们做的差一些，需要更多的重视和努力。”
 
不过，曼德弟兄也坦承，虽然和普遍的商人相比，温州的基督徒商人们已经开始在经商中践行信仰、强调诚信和社会服务，但是由于都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仍旧存在很多的不足和问题。比如，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村富教授在自己关于温州“老板基督徒”这一群体的调查中所提到的这些老板基督徒面对的信仰与世俗化的冲突中也难免有存在妥协的现象，比如在雇工劳动时间上无法执行国家法定标准、有的工人每个月只能休息一两天，经商中也有默许手下请客送礼等现象。

曼德对此坦承说：“当然他们还是有很多问题。比如几年前就遇到的就是在整个充满败坏的市场环境中，一些当地的基督徒也参与到炒房中来投机的现象。”

不过，也要看到他们和同类企业相比仍旧存在很多值得赞赏的地方，比如在这些企业工作的员工待遇还是比在其他企业工作的好一些，而且这些企业也常常把利润用在慈善和社会服务上。

“他们也知道那些问题不好，也在慢慢的调整，人的生命的成长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需要时间和忍耐。他们毕竟还是一个婴孩，也还处在属灵的成长过程中，目前已经做的不错，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有很多败坏影响的市场大环境中、狼文化盛行的市场经济中他们获得也是很艰难，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
 
神给了温州等基督徒企业家更大的托付：更新中国的企业文化
 
但这些和神对他们的托付相比仍旧是很少的，曼德弟兄说，“神给他们的使命很大，但是他们只是负担了一点点。我建议他们把资金使用在神所喜悦的事情上、比如社会关怀和慈善上，还有各种福音机构的成立、促进‘羊文化’等来帮助扭转中国的商业伦理氛围等。”

“这是神给他们的托付，神对温州、广州、福州等等基督徒企业家给了很大的托付和负担，就是来更新中国的企业文化，把其中败坏的东西去掉、更新掉。”
 
“虽然市场环境中充斥的很多败坏的东西也肯定让他们活得很难，但是还是可以扭转的。这些基督徒企业家们在努力的谋求把信仰和工作统一起来，这是非常好的。”
 
“这不会一步到位的，肯定是慢慢更新。可以想象，在狼文化中怎么能够一下子就能够很快的更新和发展？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我们一方面对他们高要求的同时，还有就是要有耐心。

曼德弟兄还谈到在温州、深圳、广州、福州这些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都各有特色，他们在承担这样神的托付上也可以相互配搭，各有侧重。他举出说，“温州和深圳是两个很有代表性的城市。深圳的话，文化素质比较高，他们更加应该利用他们的文化素质在社会上做更大的影响，而且他们更懂管理、媒体、技术，所以应该给他们更大的压力和希望。”

中国基督徒企业家要想着如何把信仰融入到企业制度化建设中
 
曼德弟兄也坦承说，中国关于新教职业观的教导目前还是少的、在基督徒的企业中将信仰制度化的落实在企业文化中的就更少。因为毕竟这些东西对中国而言是非常新的。“西方几百年前16和17世纪清教徒做的东西目前在中国才刚刚做，信仰如何和工作结合起来，这对中国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商人们来说还是很崭新的话题。”
 
“现在这个时代需要具体的引导如何用基督信仰具体改变企业的文化以及员工的状况，还有如何将这些更好的融入到企业管理制度之中。”曼德弟兄指出，“比如说是否以后企业可以聘请企业牧师，比如美国有医院牧师、军队牧师、企业牧师等等，但是这些对中国很多人来说还是闻所未闻的，可是中国的基督徒企业必须形成制度化的建设，中国缺少这样的制度。光说‘我爱主’是不够的，还要具体想怎么能够真正的深入下去。”

附：曼德弟兄也向弟兄姐妹推荐他的最新出版的职场服事的新书《荣耀职场》，内地的弟兄姐妹可在香港证主购买。香港证主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