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佩蓉：中国式教育的恐惧与焦虑

在美国的中国式“虎妈”

虎妈蔡美儿的出现，使得全世界媒体纷纷聚焦于她那如同马戏团训兽般的“中国式教育方法”。她的“成功”在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追随者蜂拥而出，当中的“佼佼者”当属狼爸与鹰爸。他们都将孩子学业的成功放在首要位置，在中国人的固有观念里，父母是否够格完全取决于孩子们头顶那块大学牌子是否响亮。狼爸甚是自豪地宣称“棍棒底下出孝子”，并坚定不移地认为是自己的棍棒教育将自己的三个孩子“打”进了北大。

而鹰爸也不甘落后，在网上上传了一段自己4岁儿子在暴雪中穿小短裤裸跑30分钟的视频，冻得够呛的孩子带着点哭腔跟爸爸要“抱抱”。这段视频挂上网后，迅速引来数十万网友对鹰爸极端教育方式“围观”和议论。而鹰爸告诉记者，他已经让孩子做了IQ测试，并已经提前开始了小学教育。他的最终目标是让孩子在10岁时剑指清华大学。

飞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使得太平洋两岸两种各有所长的教育理论与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对中国父母而言，即便孩子长大成人，他们对之依旧有着强烈的控制欲；与之不同的是，美国父母更期望孩子们能基于自己的兴趣去探索和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不是听命于父母。他们希望孩子在长大成人后，不单能独立生活，更能独立生存，走向身体心理的双重断奶。中国父母的另一大特点是相当看重学业成绩，分数高于一切；美国父母则强调在教育中培养孩子的兴趣，孩子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始终摆在首位。

受君主制和教会影响的西方高等教育

要想真正了解西方教育体系以及现在喧嚣尘上的“中式家庭教育”，我们必须全面审视中西方两种文化的起源，以及了解这种起源对中西文化根基形成的意义。要知道，很多中国家长衡量家庭教育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是：他们孩子毕业的大学是否响亮。

西方大学成立的初衷是为了让怀有不同目标的人都能获得知识。高校的建立与君主立宪制以及教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词根学的角度去研究“university”这个词你会发现，该词是由unity和diversity合成，也就意味着各色的群体都能在此追求知识和真理。接下来，让我为大家展示一些知名高校的校训，你将对宗教基础在高校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牛津大学（建校于1096年）：上主是我的亮光。（出自《 圣经 》中的诗篇第27篇）
    剑桥大学（建校于1209年）：此地乃启蒙之所和智慧之源。
    哈佛大学：（建校于1636年）：真理
    耶鲁大学（建校于1701年）：光明和真理
    布朗大学（建校于1764）我们相信上帝。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校于1740年）：毫无特性的学习将一事无成
    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于1746年）：她因上帝的力量而繁荣
    哥伦毕业大学（建立于1754年）：在上帝的神灵中我们寻求知识
    达特茅斯学院（建立于1769年）：广漠大地上（对知识）的呼唤。（以赛亚书40）

由上可见，西方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对创造物和造物主有更好的了解，对知识和真理孜孜不倦地追求，以启迪思维。

从科举制到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古代并没有制度化的学府与发展成熟的开放式学习场所。富裕的家庭会为孩子聘请私塾先生传道授业解惑；家境贫困的孩子则只能依靠自学。但很快中国建立了世上第一个王朝制的精英考试系统，科举制。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能在考试中脱颖而出的学子则有机会加官进爵。不言而喻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整个家族也能随之食官俸，享皇禄。

元朝的成吉思汗年代，著名元曲《琵琶记》中出现了这样的诗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形象贴切地描述了这种“学而优则仕”的情形。教育在此时已被赋予了太多沉重且现实的意味，再不是单纯的追寻真理与获取知识。一场考试便能造就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是闻达于朝野，还是劳作于荒原；是遍享荣华，还是终生被奴役。而当一名贫寒学者通过科举飞黄腾达后，他也有义务去帮助整个家族成员摆脱农业社会里的田间劳作。如果没有整个家族的举力帮助，他如何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换句话说，他是整个家族下的赌注，赢来的一张长期饭票。

尽管封建王朝已经土崩瓦解，但时至今日，中国官员选拔依旧沿袭着这套系统。孙中山先生在成立中华民国之际，也保留了这套系统为之选拔政府官员。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中国大学和医学体系均为西方传教士们所建立，其中大部分传教士都来自英国和美国的顶尖高校，因为他们并不曾接受过系统的神学院训练，这批传教士也被称之为“学生志愿者”。

来自美国的两万多名志愿者，有超过三分之一来到中国从事他们最为擅长的行业：建立学校和医院。在这群志愿者中，剑桥七杰尤为引人注目。他们放弃了在英国似锦前程，扬帆远航来到了中国，此举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引发一片哗然。如此一来，当时大批兴建的中国大学几乎都烙刻着这些创办人母校的思想理念。

当然，北京大学算得上其中的异类，它是由王朝贵族专属的大学进化而来，但除此之外，大部分中国顶尖大学的创办都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华大学的创立与一群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息息相关。这群传教士专门返回华盛顿去美国国会四方游说，终于从清朝政府向美国割地赔款的3000万美元中，争取到部分款项建立了清华大学，作为对被搜刮的中国人民的补偿。

这笔建校经费由长老会进行统一管理，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便是耶鲁毕业生，他同时也在中国创建了基督教青年会。同样，复旦大学（“复旦”二字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在自强不息，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也是由中国第一位耶稣会牧师创建的。

中国人对高等教育焦虑的根源

尽管两国的高等教育同根同源，但由于文化的差异以及对教育的不同期望，使得两国对升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在中国，高考中的10分可以决定你是一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还是一位在繁华大都市里风光就职的白领。因而，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教育不可避免的被赋予了“救赎”的色彩，教育是摆脱艰辛的唯一出路，后半生吃苦则是不重视子女教育而遭受的报应。在中国父母的眼中，孩子的学习成绩是对其家庭教育是否成功的最直接反馈。在这种潜意识的驱动下，这样的家庭教育就不可避免的笼罩上了一层恐惧和焦虑：对失败的恐惧，对自己是否是合格父母的焦虑。这种恐惧和焦虑就如同莫斯比怪圈一般永无止境。

两国心态上的差异，主要根源于资源分配的不同。在西方，地广人稀，机遇众多。教育的最大意义在于尽量发挥造物主赋予每个人的潜能与天赋来服务、充实社会。而在中国，教育则意味着在人才济济，机遇难求。在中国，金字塔尖的1%的人掌握了社会绝大多数的资源，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是决定社会资源如何分配的基石。高考对众人而言，是爬上金字塔顶端的一个公平机遇，但残酷的是获胜者寥寥无几。教育系统像是一个漏斗，它追求的不是人人受教育的权利，而是为这个社会筛分等级，筛分的工具则是那个冷冰冰高高在上的考试分数线。对于中国学子而言，分数的确决定命运。同样的，社会也倾向于以这样的外在尺码来评价一个人，而忽略每个人独特的魅力与内在价值。如此一来，恐惧与焦虑怎能不严重？！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大部分中国人都开始走向富足。然而，许多中国人的心态依旧停留在过去那个资源短缺“一考定终身”的时代。更为火上浇油的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便每个家庭唯一的机会，一旦孩子从升学考试中败下阵来，整个家庭都大失颜面。但成功真是高考这条独木桥吗？失学并非走入绝路，自主创业、成为名厨，何尝不是人生新开始？

家庭教育的宗旨

中国父母从骨子里都懂得，只有那些不懈追求过的东西才值得被珍视，无论是达成某个目标还是习得某项技能。他们同样也知道勤能补拙。深谙汉语与英语的人都清楚，英语是由听觉习得的，光听单词的读音能引导我们正确拼写单词；与此不同，汉语却是视觉习得的，汉字的字形和其读者并没有显著联系，记住字词完全依赖于死记硬背。

就如同麦尔坎·葛拉威尔在他的著作《异类》里揭示的“一万小时定律”一般，即便如同莫扎特这样的天才，也需要经过超过一万小时的辛勤练习和勤奋作曲才能成为大师。当中国父母能够克服自身的恐惧与焦虑，西方父母能激励孩子克服反复练习所带来的枯燥与厌倦，坚持学习，最终看到孩子日益精进时，我们才能体验到所谓的“跑步高潮”。马拉松运动者们都知道，“跑步高潮”只有在在跑步者克服了退出的念头之后才会出现。

做为一个中国人以及一个基督徒，我可说是两种教育体制的受益者。风物长宜放眼量，在此我有一个建议：为何我们不能透过那些中西方家庭教育的条条框框，低下头来审视我们隐蔽复杂的内心呢：为何我们如此迫切期望孩子能获得成功？只有当我们寻找到问题的答案，且敢于正视自己内心“怎样做才是好父母”的恐惧与焦虑时，我们才能摒弃外在影响，最终将孩子的兴趣爱好做为家庭教育的宗旨。唯有那时，我们才能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部分，确保孩子未来一生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