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6月14日至23日，来自全世界159个基督教宣教团体的1200余名代表云集苏格兰爱丁堡举行普世宣教会议，史称1910爱丁堡大会。爱丁堡大会“标志着欧美基督教宣教活动进入了新纪元”，因为大会认识到“各差会单独活动能够完成宣教使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有的教会、机构和宗派应当互相尊重，共同合作，促进教会的合一见证，以求“在这一代的时间内把福音传遍世界”。因此，爱丁堡大会也被视为基督教普世运动的开端。
爱丁堡大会既然是研究探讨宣教的大会，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宣教区的中国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中国基督教的参与可分两部分，其一是西方来华传教差会和传教士，其二则是中国基督徒的参与。
西方来华差会和传教士参与了大会的筹备、举行和后续跟进工作。例如，大会按不同主题组织了8个委员会，来华传教士们作为委员参与了多个委员会的报告起草和修订；在汕头传教的英国长老会传教士汲约翰还担任了“宣教区教会”委员会的主席，主持了各个会议和讨论。而且，来华传教士参与的规模也是很大的，大会期间举行了一次来华传教士聚会，有代表各个差会、来自不同地区的200人出席。在“向非基督教世界传福音”委员会的讨论中，34位发言者中有25个是来自宣教区的传教士，其中就有9人来自中国。
但更为令人注目的是中国基督徒的参与。在大会1215名正式代表中，只有19名非西方代表作为“年轻教会”或“宣教区教会”代表参加，在8名亚洲国家代表中，有3人来自中国。他们分别是：伦敦会北京米市堂的助理牧师诚静怡，上海沪江大学代理校长、浸信会神学院教授董景安和来自上海的长老会信徒张廷荣。除了以上3位正式代表，正在英国留学的著名基督徒女医生康成和一位王姓的博士（C.C. Wong）也参加了大会。因此，共有5名中国基督徒参加了1910爱丁堡大会，他们都抓住机会在大会上发言或回应，在中国教会的建立、消除宗派主义、呼吁教会合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与民族立场等议题上表达中国基督徒的立场和观点。
董景安是一个具有深厚国学根基的基督徒学者，他身着传统中式服装登台演讲，一时吸引众多目光。在“与非基督宗教的关系”的主题发言中，他呼吁应鼓励中国信徒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以促使基督教早日本色化，因为基督教需要以一种本土宗教而非以舶来品的样式，才能与当地人发生联系。他认为，中国信徒绝不应该抛弃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它是中国国民的文化，具有相对永久的价值，基督教不应当意图取而代之，而应去完善它、实现它。他说，如果活出基督教的伦理，它就能够对儒家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教导都有所益助，有所补充完善。他还认为，基督教同样能够满足佛教徒对于圣洁、牺牲、分别（从罪中分别出来，同时避免佛教学说对自身命运的猜疑）的需求。为此，他呼吁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中应有更多的学贯中西的教师。
张廷荣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在中国正处在巨大时代变革的前夜，他在“向非基督教世界传福音”委员会上发言介绍中国的情况时指出，不出四五年，甚至只需3年，中国的局势就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他认为：“中国正在抛弃旧的，但还没有抓住新的。中国人的心灵迷茫空虚，现在正是基督进入中国人心灵的大好机会。”他恳请普世教会立刻行动起来，共同致力于中国的福音事工。
康成在一天下午举行的与会妇女代表的聚会上就中国妇女的状况和需要发表了演说。年轻的王博士则在“传教机关与政府关系”委员会的主题讨论中，从一个中国人，同时是一个基督徒的视角表达了其鲜明的民族立场。他抨击不平等条约，批评传教被殖民侵略所利用，忠告传教士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主权。
他说：“传教士越多地借助不平等条约来对抗中国政府，他们的传教动机和理由就越不令人信服。”他坦言，“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传教是与强权、武力以及侵犯中国主权联系在一起的。”他向传教士提出忠告，指出在任何情况下，特别在教案中，传教士都不应充当中国基督徒的保护伞，并使之成为一项原则，让那些准备加入教会的中国皈依者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一个人不应当仰仗某一特殊的宗教的庇护，而是要遵守他所在国家的法律。他坚定地表示：“从一开始就应当理解……中国有她的宗教……所有的中国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应当忠诚于他的国家；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列强都应当尊重并公义地对待这个国家。”他还对大会报告中宣称中国歧视基督徒的部分内容提出了修正意见。
《爱丁堡1910：世界宣教大会记述》一书称他是一个具有民族大义的、良善的基督徒，称“从他简明扼要的发言中，可以看到教会正在成为中国的教会，而且唯有如此，才能为基督赢得中国”。
未到而立之年的诚静怡可能是最年轻的与会代表之一，但他在大会上的两次演讲，特别是阐述建立一个“超宗派的、完全自立、合一的”中国教会的主张，却给大会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在“宣教区教会”的主题讨论中，与来自其他宣教区教会的代表一道，诚静怡表达了由中国基督徒自己来建立教会的强烈愿望。他形象地比喻说，这就像一个小姑娘背着一个小男孩，看似艰难，有人可能会说那小姑娘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她肯定会说：“这不是负担，他是我的弟兄！” 同样，建立中国教会对中国基督徒来说虽然不易，但绝不是负担，而是“我们的荣耀和福气”。
通过来自中国、印度、日本、朝鲜等国家代表的努力和演说呼吁，大会认可本地的传福音事工在很大程度上应有当地教会来完成。“宣教区教会”委员会报告书声明：“‘宣教区的教会’必须被视为是过渡性的而非永久性的”，它与西方母会“两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临时性的”。但报告仍然认可母会的控制权，“如果管制太少，其教会生活就会走入歧途，如果管制太多，就将失去发展的动力。”诚静怡最负盛名的演说来自大会就“合作与促进合一”主题的讨论。他表示作为中国教会的代表，他将完全从中国教会的立场来发言。西方差会和传教士或许会，或许不会都赞同，“但我觉得我有责任开诚布公地表达中国教会的想法。”他恳切宣告中国教会向往合一而不需要宗派，直陈合一的困难来自西方宗派教会。
他说：“长久以来，中国基督徒就渴慕并盼望更大的合一成果。此刻，他们正热切地仰望、专注地倾听，期待着本次大会将对他们所关切的合一经验有什么样的回应。”他向世界大声宣告，“简而言之，我们期盼看到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不具宗派性质、合一的中国教会的出现！”为此，他呼吁西方教会、差会和传教士应从中国基督徒的立场来分享中国基督徒的见证，而不是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基督徒，不然“中国信徒在你们眼中，将永远是陌生人”。
诚静怡进一步分析说，基督的教会是普世的，不论宗派，不分国籍，所谓天下一家，中国教会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是，中国基督徒对西方的宗派主义毫无兴趣，他们不但体会不到宗派的乐趣，很多时候反而深受其苦。对中国人而言，合一是众望所归的。这不但因为中国是一个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都崇尚和睦的国家，而且因为合一将真正有助于促进中国教会的自养和自治；有助于中国教会固本强身，对外抵御异教势力影响，对内克服自身的软弱。他指出：“中国教会合一的困难主要来自西方朋友，而不是我们。”
他向大会提出建议，希望大会的成立旨在推进各地教会合一运动的续行委办会，对中国教会进行周详地调查，并与中国教牧和信徒领袖充分地协商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续行委办会的工作不是为某一宗派，也不是为某个差会，而是为了在中国建立基督的教会”。
诚静怡最后呼吁：“让我们跟随主耶稣的脚踪登上橄榄山的高处，在那里，我们会有更宽广、更明晰、更开阔的视野，来观察教会和世界的需要。”
1910爱丁堡大会是中国基督徒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在普世教会面前发出中国教会自己的声音。由于大会代表众多，每个人的发言被限制在7分钟，因此，即便把中国代表的发言全部加起来，时间也很短。但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中国代表的声音却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国格、教格和人格，以及对中国基督教发展的洞见和异象。100年过去了，今天，当我们倾听这历史深处的回声时，仍可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
回顾逝去的100年，展望前面的100年，中国教会的道路仍将路漫漫其修远，在圣灵的引领下，我们将一如既往，上下求索，努力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见证神的应许：“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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