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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教会专题研讨系列(一)理论基础之 如何把握好基督和文化的关系?

作者: 王璐德 | 来源:基督时报 | 2023年10月03日 18: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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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教会开始深刻反思传统的教会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兴起使命教会(Missional Church,也被译为使命导向型教会),并逐渐扩展到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

最近几年,中国也开始有神学研究者关注使命教会的趋势并探讨如何应用到中国本土处境之中。

吴东日博士,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本科,韩国延世大学哲学博士, 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后研究和教授神学多年,对近几十年来不同教会发展形态和牧养模式进行比较和研究。

日前,他邀请研究使命教会的国际学者和专家就此话题多次进行交流和探讨,并进行了总结和分享,其中内容涵盖使命教会模式的理论和神学基础、国际不同国家和地区具体的案例和经验、后新冠数码时代的潜力和应用等。

对此话题的研讨,吴教授认为,这是和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息息相关的,“以已知为前提,上帝是不断地开启我们——打破我们旧的认识,开启新的认知。因为上帝是活的上帝,是活动的上帝,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上帝。但是我们脑子里面形成的观念还是以过去的经验和认知为基础,上帝是不断把我们往前面引导,这样的过程中打破很多我们旧的认知,丰富我们的认知。”

“所以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敞开的心,我们自己的认知很重要,但是上帝是不断扩张我们的认知的。”他解释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国际上兴起的使命导向教会模式?一方面适合我们中国教会的发展,一方面符合和提现福音的内在性,福音内在要求我们不只追求量,更是对质的追求。”

研究者建议说,近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主要是欧美非常盛行使命教会,但是比起模范这些案例,我们需要共同去寻找圣经里初期教会使命教会的模式。我们要了解西方教会当下的转型以及要思考本土化处境,探索如何应用到东方。

以下是使命教会专题研究系列的内容摘要

(一)理论基础之一:当下如何更好地把握基督与文化的关系?

提起使命教会的理论基础,首先涉及到对基督和文化的关系的认识,而谈及这个领域,无法越过的一个代表人物是理查德·尼布尔(Richard Niebuhr,1894—1962)。

理查德·尼布尔出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父亲是一位牧师,1915年毕业于伊顿神学院,1924年获得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1931年起到逝世一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任教,现实主义神学家代表人物之一,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基督教神学伦理学家之一,素有“神学家中的神学家”之称,对后世影响深远。

尼布尔考虑的切入点是如何用基督教思想重建二战后的美国,他对当时美国基督教的问题有深入研究,并反思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在当时的处境下生活。他最终把自己的研究结果整理成一本书,就是1951年出版的《基督与文化》,也是21世纪最重要的神学著作之一。

尼布尔在这本书中,整理了教会和文化的五种关系。

1.Against/反乎

——与文化冲突、对抗。主要态度是“只承认唯独基督,对文化主张断然拒绝、不妥协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比如约翰一书中的一些经文、神学家特土良、著名文学家托尔斯泰,以及再洗礼派等。虽有这种态度有历史和现实的需要,但对现代社会往往不合适,比如中世纪的修道院主义放在当下就未必合适,并且这种对抗的态度很难说明三位一体的上帝与世界的关系。

2.Of/属乎

——认为文化中最好的有价值的部分是和基督教部分是对应的。这是不少自由派人士的态度。代表人物包括田立克(又翻译为:蒂利希),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见证神,甚至表示宗教是所有文化的核心部分,所有文化的DNA都是基督。

3.Above/超乎

——认为基督超乎文化,文化最高的就是基督。天主教认为所有哲学的顶端是神学。著名天主教神学家阿奎那说,教会遮盖世界、教会在世界之上。

4.And/Christ and Culture in paradox 并列/二元论

——认为基督和文化是并列/二元论,也有翻译为基督和文化貌合神离、相反相承、或者基督和文化在张力之下。该立场认为,信仰和不信仰之间的冲突在信仰中一直存在,基督和文化也是如此,一直存在张力,因此基督徒生活在一种不得不妥协于现实中的张力。本质而言,该立场持善恶二元论的观点,认为上帝是全善的,但人类和文化却是罪恶的,马丁路德就是持类似的观点。基督徒一方面作为天国的子民,一方面又是整体人类的一份子,因此他们有责任与所有的人共同参与这个堕落世界所必须奉行的制度。

5. Transforming/转化

——转化或改造的类型。它承认基督教和文化之间的张力,并且强调转化。代表性的比如改革宗神学观点中的文化更新的倾向;约翰福音中对于“道”(Logos 逻各斯)的阐述就含有这种态度;神学家奥古斯丁、一些自由派人士等。转化论与二元论是不一样的,这种态度认为人类的文化可以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改变,认为上帝是创造主和救赎主,文化不能脱离救赎,历史不仅是人类的历史,更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相互的文化变革的过程。

需要澄清的是,这五种关系的类型不是绝对的,而是为了理解做成的五种理想模型。尼布尔说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人也离不开文化,因此需要融入文化,他这里所说的文化也并不是我们所日常看到的基督教文化,而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可以说就是生活方式的意思。尼布尔把基督与文化的关系分为五类是为了让我们彼此理解和接纳对方,而不是彼此排斥和反对对方。

在这五种关系中,福音派群体中比较保守的人士持最多观点的是第一种。但是作为二战后的神学家,尼布尔已经深刻地感受到这种态度无法使基督教很好地参与到自己所在的处境之中。

是反乎文化,还是做文化的更新者?这是对当时的美国教会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然除了反乎论,二战后的美国教会也可以继续持之乎、超乎、并列的态度,比如效法中世纪对修道院的追求即出世,但尼布尔认为,这些主张对于更新美国教会和社会是不可能的。

所以,尼布尔认为,第五种类型即改造论是当时美国社会最需要的类型,强调鱼现在生活在混浊的水里面,但是可以让这个水变清。

第一种反乎文化观认为世界的文化没有什么价值的,这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欧美基督教的主流思想。西方基督教受希腊二元论的影响很深,奥古斯丁、加尔文和路德的思想里面也有二元论的影响。基督教持二元论的立场,最开始也有为了保守基督教发展的动机,批评或者排斥这个世界。

但在1960年代二战后,尼布尔发现美国社会已经有很大的改变,教会持有的反乎文化观是有问题的,很难融入社会,所以需要改变。二战后至今,美国社会出现的一个趋势是反对基督教的氛围在加强。因此,尼布尔在他所处的时代开始提出基督教要更加使用第五种文化观:改造类型,我们要积极去改变这个世界。

反乎文化的态度就是让社会成为堕落的社会,教会不参与,教会和社会是分开的。对拒绝世俗只是在教会里面得人,教会可以称呼他们是有信心的人、热心的人,但从神学家的角度来说,这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主张。

所以第一种反乎的文化观是希望整个世界成为基督化的世界,包括我们看的电影、听的音乐都是基督教的,以及周围的所有人都是基督徒。但是改造论不是这种主张,而是认为所有的都能成为荣耀神的工具,我们在有生之年不断地创造基督教文化来影响别人,比如12月25日并非是历史上耶稣诞生的日子,本来在古罗马这一天是罗马人最看重的太阳神的纪念日,所以到现在一些保守的基督徒也仍旧不认同12.25圣诞节,但是把这个日子当做耶稣诞生的纪念日也是一种文化上的更新,其实真正读圣经的基督徒不会认为耶稣就是12.25诞生的,但是当时的基督徒把罗马人人认为最不可能改变的偶像的纪念日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诞生纪念日,这是一种更新。

通过这些主张也可以在宣教策略上有一些变化。比如曾经很强调的一些策略,如民族福音化、中国基督化、和文化圣洁化,谈的是文化是堕落的,而如何改变堕落文化?关键就是让基督完全占据这个文化就可以,这就是反乎论带来的模式。

但是,这样的前提就是产生一个结果:成为耶稣的门徒后,只是想去改变这个世界,却不注重自己生命的更新。事实上,以耶稣门徒的样式在这个世界生活,就是最好的榜样。

而如今的时代和1960年代尼布尔提出改造论的时代背景又已经不一样了。其实,尼布尔当年的主张也引起很多批评和问题。其中,再洗礼派对尼布尔的批判是最为严厉的。

比如,虽然美国总统宣誓必须手放在圣经的,候选人需要是基督徒才有可能竞选成功,为了竞选成功他们在竞选的时候也会刻意寻求教会的帮助。但是,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吗?并非如此,反而这些意味着基督教成了美国社会强有力的势力,他们不是关怀弱者,不是在社会底层服事他们,而是要高高在上来指挥美国社会。

所以再洗礼派指责文化改造论说:你们说改造文化的话,是想要改变成这样的模式吗?他们对尼布尔说:你是不是当时就有欲望让基督教成为最有权势的共同体?

作为尼布尔思想的批判者,再洗礼派的神学家尤达(Yoder)认为尼布尔最忽略的就是罪的可怕,所以他强调说,我们要有离世、出世的心态,不要与世界妥协,也不要被影响,但是也不能用暴力来改变,而是像耶稣一样秉持非暴力的信念。

20世纪文化反乎论和文化改造论是对立面,他们之所以争论是有前提的。彼此争论的前提是当时基督教成了既得利益者,成为了权力的中心,同时美国已经不是再以基督教为中心了,基督教被边缘化了。于是出现要寻求两种方法来解决。第一种主张重新寻回之前的荣耀、权柄、中心地位,如果路上有障碍,那就破除掉就可以了。但是很多人不认同这种方式,并且尼布尔的文化改造论让西方世界有了一些暴力行为。

但事实上,耶稣教导我们我们不能使用暴力,而是如何在这样的世界和平的带出改变。比如,耶稣的事工是反当时罗马文化的,但他没有想用暴力来改造这些。所以效法基督就是出这个文化,但同时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做光做盐的人,所以持第一种类型态度的人常常会指责第五类型的人只是表面的基督徒,从来没有生命的改变,就如再洗礼派批评说:很多基督徒好像很注重这个世界的更新,但却不注重自己生命的更新;

教会是出世还是入世呢?在社会之中还是之外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其实,这两个问题涵盖了2000多年来基督教内部非常尖锐的对话,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下历史背景得当中,我们要选择倾向于哪里?

作为一位亚洲的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我们不仅要学习当时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更要在此基础上思考自己的处境适合哪种类型。如果我们不懂得思考这些问题,就只是会被动传承和照搬西方的教导,这样建立起来的也仍旧是西方式的教会,而非亚洲的教会、中国的教会。所以使命教会的学习要落脚于: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我门在中国的处境下如何界定和展开。

中国的基督徒需要如何思考这些问题,寻找新的道路?

我们是不是需要寻找反乎和改造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呢?使命教会能否成为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的焦点是我们既要有离世的心态,但也要进入这个世界来服事。

无论是文化反乎论,还是文化改造论,其共同点是基督教王国的概念和身段要放下来,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文化,比如所有的电影,音乐都应该是基督教的这种唯独基督教王国的观念要放下来。所以现在很多西方的神学家在苦恼后基督教王国时期教会怎么发展。在这样的倾向当中,使命教会就成了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在今天这样多元化的社会中如何影响这个社会?

时代在发生变化,教会也要思考。现在是2023年,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却拒绝承认和面对这些变化,那么我们会错过很多。

西方基督教衰落后,面临着很多社会的排斥和反对,反而这个时候的欧美教会和中国有很多可以共同面对的问题去讨论和沟通的空间。看世界宣教史尤其是西方教会向亚洲教会传教的经历,会知道如果我们不再通过自己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去再思福音,只是照搬西方的福音就会出现很多张力。

上帝让我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那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使命教会的模式也不刻意绝对化,这是欧美和韩国、新加坡等教会做了很多反思后的做出的调整,而中国教会也是需要反思,不要重蹈覆辙。所以如果我们中国教会醒过来,出现更多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就不会重蹈欧美、韩国等教会的覆辙。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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