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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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历史上三个复兴阶段反思:基督教未来的发展更需另起炉灶

作者: 李道南 | 来源:基督时报 | 2023年02月14日 1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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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出现了三个复兴阶段。

第一个复兴阶段是清末西方传教士带来,他们在中国创立了大量的学校和医院,为中国输入了西方的科技文化。这一阶段存在两种路线之争,一种是城市路线一种是乡村路线。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就是上层路线和底层路线。但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文化阶层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说城市与农村路线也是恰当的。此外上层路线的实践场所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城市集中了上层文化路线的所有成就。

另一个阶段是民国时代,这一阶段承继上一阶段,民国的文化和教育主要承继于第一阶段传教士建立的根基。民国时代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教会学校毕业,因此当时不论社会还是国民政府雇员的基督徒比例都相当高。可以说这个时代,基督教相当于国教。今天心心念念所祷告的领导人信教的愿望,在民国那个时代都已经实现了。

然而这两个时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基督教的发展并没有太多自我空间。清末基督教的兴旺,自然离不开她背后的西方帝国背景,正是帝国作为后盾,软弱的清王室才不得不给予传教士特权。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时代不仅清政府与西方帝国之间签订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基督教与国民大众之间也有不平等的身份与特权。而到了民国时代,尽管此时好像摆脱了西方帝国的控制,但是基督教的发展依然沿着传教士设定的方向,往国教的角度走去。把基督教设为国教,或者持续以各种方式推出基督教救国和强国的理论层出不穷。此时基督教的发展,不是救赎大众,而是上帝与凯撒合流。

但是这两个阶段尽管持续几十年,但是仍然失败,非基运动横扫大江南北的时候,曾经的辉煌也相形见绌。

第三个阶段兴旺,是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入关以后的二十年。这一阶段基督教的兴起有各种原因,但主要是前期政治运动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结构。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为主,因为此时的农村在失去了传统宗教、文化之后,同样也失去了宗族和士绅组织,农村精英被各种方式破坏殆尽,此时的农民陷入原子化状态,基督教组织大概是唯一的可以填补期间空缺的选项。而城市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单位,都被单位格式化在单元中,个体并没有被抛向汹涌的社会浪潮,因此无需个体孤独地承担风险,同样个体也没有自我选择信仰的空间。

这一阶段的基督教发展是农村包围城市,城市化的兴起,打工浪潮将农村教会带到城市。这个阶段基督教的兴旺,并不是城市教会的兴旺,而是农村教会的扩张。

但是这个阶段同上两个阶段一样,基督教并未获得自身的独立发展。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发展是帝国和国家权力的支持,让它含着金钥匙来到这片大地之上,其一诞生就意味着他高贵的出身。那么第三个阶段同样是受到限制,他一出生不是含着金钥匙,而是带着紧箍,时刻受到紧箍咒的限制。基督教怎样发展,什么资料什么思想可以被引入,都是在许可范围之内。可以说第三个阶段的基督教发展是被许可的,他一落地就带着许可证编号。

因此,在中国这一片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大地上,基督教在一开始发展就没有逃脱王土的疆域。回顾基督教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基督教的发展一直存在一个矛盾。当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国教化之后,这是实现了基督教的愿望,还是远离了耶稣的愿望?一直以来,基督教与耶稣在最终归宿或者说终极愿望上都存在一种深刻的矛盾。耶稣说他的国不在地上,不属于这个世界。然而基督徒们却一心希望基督的国在地上建立,一心要把凯撒变成基督的国王。这其实不是对耶稣的误读,而是犹太人宗教的延伸。因为当初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是奔着流奶与蜜的迦南之地,这个迦南地就是他们的国,就是他们终极的盼望。

耶稣与教会之间在终极理想上的矛盾,一直充斥着整个历史。因此,基督教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才把凯撒和上帝的关系问题搞明白。这也就是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所带来政教分离。

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的发展与社会和国家或者其它世俗因素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界线,正如艾赛尼派那样,非得把自己退隐沙漠,在各个方面都分离才能保证信仰的纯洁。但是,耶稣说在他那里必得自由,却是我们跟随耶稣所不能忘记的。

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始终没有将耶稣所说的“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是将国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的。因此,在信徒虔诚祷告上帝让领导人信耶稣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的发展本身也同样在另一个国的许可当中。这并不是让基督徒与地上的国敌对,而是让基督徒明白自己的国不属于这地上,他们的国和心灵都属于上帝,这就是自由的含义所在。

回顾三年的疫情,由开始的严格防控到后来常态防控,基督教的物理空间在不断压缩,过去建立教会的传道人克里斯玛以及其赖以发展的经济,都被还原。基督教过去的神秘和增长方式,在三年的疫情防控中早已暴露无遗,时至今日也所剩无几。传统基督教的这种状态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契机。基督福音的生命力在哪里,基督信仰的最终理想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过去的时代中,把耶稣的教导置于使徒书信之后,不是用耶稣来解读使徒书信?“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意味着什么?

这一切的反思必然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它既不是旧约理想的延续,也不是传教士帝国背景的延续,更不是被许可思维的继续,他应该建立在对基督教历史整体把握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场大阅读活动,这种阅读不是只阅读被许可的信息,而是阅读所有的信息,阅读过去两千年来的福音智慧积累。

基督教在随后的时代中,应该开启自己的新时代!甩掉自己身上的传统惯性思维,回归耶稣教导。耶稣的教导才是我们的新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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