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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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刘家峰:从贝德士到章开沅——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薪火相传

作者: 刘家峰 | 来源:基督时报蒙允转载自华中师大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2年06月03日 11:28 |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章开沅先生因偶然因素开启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并由此发现了耶鲁所藏他的业师、金陵大学历史系创办者贝德士的文献。“贝德士文献”内容极为丰富,彰显了贝德士献身教育、追求学术、寻求正义、无私奉献的一生。晚年的章先生以研究“贝德士文献”为志业,先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教会大学史、中国基督教史等领域的论著,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和社会的巨大反响,成就了章先生学术生涯的又一高峰。章先生继承了贝德士未竟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强调传教士研究对“走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意义,并以“呼唤人类精神文明的重建”响应贝德士“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的呐喊,实践了“史学的参与”。从贝德士到章开沅,从学术追求到人生理想,两代学人学脉绵延、薪火相传,他们继往开来、不断探索的学术精神,值得后人传承发扬。 

关键词 章开沅;贝德士;中国基督教史;教会大学史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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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章开沅文化交流基金会秘书长,富布莱特耶鲁大学访问学者(2012—2013),现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山东大学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出版专著《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译著《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等多部,主编《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本土经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相遇与对话》《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丛书》等。

2020年11月14日上午,由华中师范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与印度尼赫鲁大学合办的“本土经验与跨国视野:近代西方医疗传教士在中国和印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年届94岁的章开沅先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章先生回忆了20世纪90年代初赴美任教和研究教会大学史的经历,提及在该领域影响他的两位美国学者:一位是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1884—1968),在耶鲁大学担任教授32年;一位是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897—1978),曾在金陵大学任教30年,1950年回美国后在纽约协和神学院任教授。赖德烈是贝德士的博士生导师,贝德士则是章先生大学时代的业师。章先生勉励年轻一代学者能继续前辈们的研究,因为“如果不研究在华传教士,中国近代史就丢掉了一半”。当然,章先生所言的“一半”,并非数字上的准确量化,只是强调传教士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性,这在先生的论著中也屡屡提及。

这是章先生最后一次出席学术活动,也是先生最后的学术讲话。众所周知,先生的史学研究领域十分宽广,在辛亥革命史、民族资产阶级、商会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史等方面早已誉满天下,为何在晚年又开辟了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中国基督教史这些全新的领域?先生为何认为传教士研究对中国近代史如此重要,以至于不顾年事已高,仍坚持在图书馆抄录资料,并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鼓与呼呢?本文拟从学脉赓续、薪火相传的视角出发,探究章先生对贝德士在学术思想、方法、观念等方面的传承与创新,进一步阐述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对近代史学术,乃至当代人类精神文明健康发展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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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6日作者前往楚园看望章先生

一、贝德士的学术人生

曾在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任教30年的贝德士教授,因为章先生的“贝德士文献”研究而闻名海内外。尤其是在南京沦陷时期,贝氏和其他外侨创建国际安全区,保护数万难民的光辉事迹,更为国人所熟悉、敬仰。南京时期的贝德士是以教书育人为主。1950年贝德士离开金大回美前夕,多位早期受业弟子给他题字留言。王绳祖是金大历史系首届毕业生(1924年),1929年贝德士聘他为助教,他这样评价贝德士:

你是金大史学系的创办人。1920年你来华讲学,那时历史课程附属在国文系中。1924年史学系成立,课程编订、图书购置、教学指导,完全由你一手规划。你替史学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引导它向几个方面去发展:一是灌输欧洲史及世界通史的智识,二是研究日本史和俄国史,这两项课程一向是被国内大学所忽视的,三是用近代考证方法研究中国的史料。在你的领导下,史学系树立起来。如今你的学生遍于中国。假使历史的、文化的智识,对于他们工作上能有一点帮助,那都应该归功于你的教育。

三十年来,追随你最久的两个学生,要算是陈恭禄先生和我。我知道你是一个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学者。我知道你是一个肯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的基督徒。我佩服你治学的方法,我更赞扬你做人的态度。你真是一个伟大的教师。

在我一生中,你对于我的影响很深。可惜我的天资太差,在学术上少有成就,自愧有负你的期望。你如今离开了,这个历史系的重担子,说不得要落在我的肩上。我们要维持系誉,今后该倍加努力。你常把南京看做第二故乡,盼望你时常给我们指教,给我们鼓励。我们这辈学生,永远忘记不了你。

这段话发自肺腑,讲出了贝德士创建、发展金大历史系、培育人才的伟业,赞誉了他的高尚品格、师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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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德士

贝德士在牛津和耶鲁受过良好的历史专业训练,特别是近世欧洲史与英国史,后通过自学与研究生攻读,将视野扩大到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日本、印度、俄国等,他对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史、国际关系和当代事务特别是远东地区都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他的语言能力也很全面,能使用拉丁文和希腊文,谙习法文、中文、德文、俄文,日文可以借助工具书阅读。他有如此完备的学术基础,但到1947年50岁生日回顾半生时,却说自己是“一个著作出版甚少的可怜专家,同时又是一个颇具潜力的好老师”。专著甚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全身心地投身于教学,尤其是为了扶植年轻老师,让他们顺应兴趣和优长,而他自己不得不担任其余的历史课程,这意味着他“要像新教员一样,不断从一门课程转移到另一门课程,同时,还要遵照部颁教学计划的不时变化而担任新设课程的教学任务”。到1950年6月贝德士都还在教俄国史。可以说,他把全部的青壮年华献给了金大,这也是为何王绳祖说他是“一个肯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的基督徒”。他只能利用回国休假才得以完成一些著作,包括他的博士论文。 

贝德士到金大后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史,并确定以此为研究领域。他1933年撰写的《西文东方学报论著举要》受到中外学者的好评,并因此获得去耶鲁、哈佛访问研究的机会(1933—1935年),完成了长达526页的博士论文《中华帝国的建立:公元前227—87年》(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Empire, BC 227—87)。该文虽聚焦于秦汉时期的中华帝国,但问题意识却来自对当代中国的观察,即从公元前221年到20世纪30年代,为何“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框架能够通过无数次的兴衰变迁而延续和自我重建”。由此,他追溯到中华帝国最初形成的秦汉时期,从政治、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等多层面来探究机制的形成及其特点。他的研究方法来自他在牛津、耶鲁的学术训练。田彤总结贝德士秦汉史研究的特点是“实证史学的传统、世界史的视野、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聚焦于中国的问题”。就此而言,他和赖德烈从事东方学研究有很多共通之处,也都是从传统汉学向现代中国学转变的代表性人物。

贝德士的博士论文得到荷兰著名汉学家戴文达(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1889-1954)和另外两位外审专家的好评。遗憾的是,1935年贝德士回到中国后,因中日局势紧张,他接连几次访问日本,紧接着全面抗战爆发,他已无暇继续进行中国历史的研究。多年之后,贝德士给费正清的信中不无遗憾地写道:“如果不是日军侵华,我当时就可能将这篇论文缩写发表了。”直到2019年,在章先生的建议下,这篇博士论文才得以以中文面世。

贝德士出版过一本中文著作,即《基督教与共产主义》(1939)。他在书中公开了他的神学立场,开篇即言:“本书的著者乃是一位对于社会问题极感兴趣的基督徒。他在历史方面所做的研究与教授工作使他对于社会政治的实情比较对于各种学说的哲理更为关心。……他对于社会问题所取的立场并不接受资本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见解,却很近乎一位自由的社会主义者。”贝德士最有影响的著作应该是《宗教自由:一种探究》,这是他受国际宣教委员会委托的研究成果,曾被翻译成6种语言出版。

总而言之,贝德士在金大任职期间发表的成果,无论是文章,还是内部发行的小册子如《差会与远东文化的关系》等,多与远东文化、政治、国际关系相关。因此,贝德士1973年2月给费正清的信中说:“我要说我的整个在中国的经历是最重要的、无价的;我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只是次要的一部分,而对传教史的研究几乎是零。”

贝德士真正转向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还是在1950年到纽约协和神学院之后。这一时期他主要讲授世界传教史、基督教伦理学、实用神学等课程,中国传教史是其中重要部分。1954年底他受邀参与美国基督教协进会海外布道部远东联合办公室主导的“基督教在华事业”研究项目,并担任顾问,从此开启了后来被称为“基督徒奋进在中国社会:1900—1950”的写作计划。但直到1965年他退休后才全身心投入其中。

贝德士多年好友和同事魏廉士(M. O. Williams, Jr.)在贝德士去世后负责整理其遗稿。他从贝德士的信件和备忘录中发现了这项计划的初衷,即接续他的老师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赖著研究时段截止到1925年,而贝德士认为,1925—1950年至关重要,应该将1900—1950年视为一个整体。他之所以认为后半段更重要,是因为“1930—1950这个时间段见证了中国教会与外国教会分离,发展最快、影响范围最广的时期,需要进行研究和说明……目前的研究希望更充分地深入中国社会,超越赖德烈和里希特当年在纽黑文和柏林所做的工作……还要利用现在业已出版并且可以获取的中文资料”。在备忘录中,贝德士罗列了研究计划的目标,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基督教自身而言,尽可能为规模巨大、复杂且多变的新教徒在华奋进建立可靠信史;为他人提供参考观点,对差会、个人和机构作更多具体研究。第二层次是期望对历史研究有所贡献,比如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督教因素;基督教在中国国际关系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为帝国主义和亚洲民族主义问题提供具体参考;全球教会史中的中国元素。这一计划目标宏大,无论对基督教史研究,还是对世俗历史研究,作者期望都能提供参考价值。

美国基督教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对在华传教事业进行检讨,总结经验和教训,用于研究或制定更有效的传教政策。贝德士对此也做了回应:

基督徒活动中存在重大而明显的不足,要如实地对待。但不要悲叹基督教在中国失败了,因为没有注意到事后的评判,或者它已转化为“在中国布道历史经验中汲取的教训”。并且,中西方接踵而来的批评浪潮不断涌入脑海,本书不欲对此进行争辩和反驳,而是将其视为挑战,并且尽可能把基督教徒实际所做之事绘制成一幅合理而令人信服的图画,一幅既欢迎虔诚和友善眼光,又经得起怀疑和敌视的图画。

应该说,贝德士的研究计划比赖德烈当年撰述《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有更多实用性的目标。

为实现这些目标,贝德士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据他1971年的备忘录,他已对数以千计富有价值或具有前瞻性的图书、宣传册及文章做了“卡片索引,不是以大量列表的形式,而是跨越10个夏天,历时7年竭尽全力的实际检阅,或是通过他人的回顾与重要评论”。由此可见,贝德士是一个多么勤奋的学者。他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收集材料,其丰富程度从他所遗存的文献目录中可以看到。

贝德士围绕这一主题有三篇论文发表。第一篇是《新教在华事业(1937—1949)》,收录在《1938 年以来基督教世界宣教的前沿》一书中。该书是为致敬赖德烈而出版。从全面抗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由于国内局势混乱而缺乏完整的教会资料,但贝德士还是通过多种途径收集了大量信息,加之他个人亲身经历,对这一时期中国教会的发展做了全面的概述,该文已成为今日学者研究这段历史的宝贵资料。第二篇论文《中国政府与宗教:以基督教为例(1840—1949)》,曾在1967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 1908—1997)组织的中国研讨会宣读。政教关系是贝德士特别感兴趣的领域。他本人经历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和共产主义政权崛起的过程,在南京也结识很多朋友,对晚清和民国初期的习俗、态度和转变有很多了解,因此写得比较详细,但并没有正式发表。第三篇文章《美国在华传教士的神学(1900—1950)》,在1972年费正清与刘广京组织的“美国传教士在中美”研讨会上发表,后收入论文集出版。费正清与贝德士早在1932年相识于金陵大学,彼时费正清还是一位研究生。1969年费正清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在就职演讲中指出,学术界长期忽视美国海外传教士的研究,以至于他们都成了“美国历史上看不见的人”。他知道贝德士正在从事这一研究,因此主动联络贝氏,并协助他申请经费。费正清邀请贝德士担任1972年会议顾问,贝氏则毫不保留地对费氏起草的会议手册前言做了长达8页的评论。费正清在出版的论文集序言中写到:“贝德士有长时间在华生活经历,能把二十世纪初期新教差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描述出来。”

以上文章是贝德士在推进《基督徒奋进在中国社会:1900—1950》中的阶段性成果,所处理的专题都是基督教史领域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题目,显示出贝德士扎实的资料基础、宏阔的视野、敏锐的观察力以及高超的写作能力。韦慕庭、费正清等与他交往密切也足以说明他是主流史学界所认可的杰出基督教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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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时的贝德士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资料收集、整理、摘录耗费了他太多精力和时间,留给写作的时间就不多了。他在备忘录中写道:“为了确保1972年完成主要章节的草稿、1973年春完成补充章节和附录,采用适度可行的方法尤为必要。我经常低估了查阅资料和做笔记所需要的时间以及资料的广博性,同时要不断提高对未来因素和问题的理解。现在我必须依据手头资料写作,预留出一些补充空间,并且处理实际写作中才会遇到的问题。”惜天不假年,1978年10月贝德士因心脏病猝发意外去世,这部巨著的写作计划戛然而止。

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这本书不仅是他学术上的追求目标,也是他最后的精神寄托。他为此倾注多年心血,教会内外很多人都了解而且很期待,这样的结果是谁也无法料到的。章先生称之为“巨大的流产”,并将原因归结为“力不从心。心太高、太大,而精力不仅有限,且未能有计划地集中使用”。贝德士虽然没能实现他的宏愿,但他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去发掘。

二、章开沅对贝德士的“再发现”

贝德士是章开沅先生在金陵大学时的业师。但先生晚年开启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机缘,并不是贝德士的指引,反而是章先生因为研究教会大学史,发现了“贝德士文献”,才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老师,并由此进入了中国基督教史这一新的学术天地。

章先生于1946年9月入学金陵大学历史系。据他回忆,他选过贝德士的世界通史和俄国史两门课程,也听过贝夫人讲的美国史。贝德士夫妇有时利用周末邀请学生到家里茶叙,师生关系融洽。1948年11月章先生离开金大参加革命,“以后再也未见过贝德士,也从未与他有过任何联络,以致逐渐忘记了这位可亲可近的美国老师”。直到198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刘子健教授、宗教系主任威尔逊教授(John Wilson)等人建议下,章先生着手研究教会大学史,“贝德士夫妇的影像才偶尔又模糊地浮现于脑际,但并没有萌发任何研究他的想法”。

1988年6月章先生赴美参加学术会议,会后专程去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查阅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全宗号RG11),发现贝德士的个人专档也保存在这里,此即章先生后来所称的“贝德士文献”(Miner Searle Bates Papers,全宗号RG10)。章先生花了几天时间浏览卷宗,发现了1947年秋天他跟贝德士等老师、同学在玄武湖畔的合影。这让章先生倍感亲切,浮想联翩:“或许在他生命终结之前,贝德士还想念着当年金陵大学的校园、同事与那些风华正茂的学生……”章先生发现贝德士保存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大量原始文件和来往信件。作为历史学家,先生立即认识到这批文献是研究南京大屠杀最宝贵的原始资料。但由于时间紧迫,先生无法全部检阅,只做了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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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章先生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查阅贝德士文献

章先生真正开始研究“贝德士文献”,则要到1990年8月赴美任教和研究之时。第一年先生主要在普林斯顿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1991年7月,章先生受耶鲁邀请并获鲁斯基金会(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资助,再次前往耶鲁神学院。他这次整整工作了8个月,才将“贝德士文献”1000余卷全部检阅,并且复印、摘录了其中特别珍贵的史料。此后,章先生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教会大学史、中国基督教史相关的研究成果,几乎都与“贝德士文献”相关。它不仅是先生进行各项专题研究的直接史料,也成为先生思考、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起点。这里需要提一下章先生在耶鲁的工作状态,笔者从先生1991年7月到1992年3月期间的日记中摘录数条阅读“贝德士文献”的记录:

1991年 7月10日 星期三 晴
下午又到图书馆继续读Bates(贝德士)家书,增进对早年Bates的了解。

7月11日 星期四 晴
晨起散步,早餐后修改文稿。10时30分至档案馆继续阅读Bates家书,午饭后稍息,又继续查阅。Bates 50岁生日给儿子Morton、Robert的信,概述一生经历,并作自我客观评价,还有培养金大青年教师的内心活动,特别是对王绳祖、陈恭禄今日学术有成的欣慰感,朴素真挚,真性情中人!

7月12日 星期五 晴
全天在档案室工作,收获极大,阅NIRC(南京国际委员会)原档及Bates出席东京审判证词副本,均极珍贵。

8月6日 星期二 晴
全日在图书馆工作。已经进入Bates Paper(贝德士文献)主体部分, 故复印量较大,花费时间亦较多。先师治学之谨严,令人惊叹,可惜搜罗资料漫无边际,加以对他人求助又过于热心,以致未能完成大部头著作,实在可惜!

9月11日 星期三 晴
昨晚睡迟,今晨迟醒。匆匆早餐,去特藏室工作整日,收获颇丰。现已进入主体工作,即Bates为其大著作所写笔记、文献摘录、复印资料及部分草稿等等。因此需更加过细阅读,做笔记,力求保留其有价值部分,庶几使此大著堪付出版。

10月10日 星期四 晴
晨5时起,全日在特藏室工作,今天看完B17(第17盒),总共100余盒,按此进度,很难看完。不过有些盒与主体关系并不大,可能会看得快些。复印费估计2000元左右,但从时间来说仍很值得,因为Bates为这些文献已花费毕生精力,仅与中国教会史有关部分,也耗去10余年光阴,我就算花费三五年又算什么?

12月3日 星期二 雨
全日在特藏室工作,Martha、Joan很久未见(已近1月),均极高兴。我亦有与Bates Paper久别之感。

1992年 2月12日 星期三 晴,很冷
今天上、下午均在特藏室工作,发现Bates 20世纪40年代遗稿《基督教与远东文化的关系》,较Gleanings更能反映他成体系的见解。还有1978年6月的遗稿(应该是It’s the Long Pull that Count 《作长远考量》),甚简短并未写完,仍能反映他临终前对中国人民及中美关系以及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关心。

2月19日 星期三 浓雾,阴雨
全日在特藏室工作,薄暮而归。Bates Papers 已看至第105 Box,估计行前可看完,也算了却一桩心愿。

3月2日 星期一 阴
下午到特藏室看完全部Bates Papers,多年心愿,至此初了。傍晚散步。

3月15日 星期日 晴 
风仍大,冷。早晨清理Bates Papers复印件及其他笔记、讲演提纲之类,不觉已至中午。……下午继续收拾,并看完恭禄师史料学书。我在金大未能安心读书,与Bates、陈接触亦少,不料老来却认真读他们的书,获益匪浅,认识、理解老师亦不容易。

3月16日 星期一 晴
下午看史料学书,并收拾Bates Papers影本,整整一纸箱,一年余劳绩,无非如此。

从上面摘录的数条日记即可看出,章先生这8个月的“贝德士文献”检阅、摘记工作,再次印证了先生早年做苏州商会史研究时已经形成的史学观念,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亦即先生后来所提倡的“走进历史原生态”:“档案是具体研究课题的生命……只有充分运用了原生态的史料,史学著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保持它的生命力。”当时先生已近古稀之年,仍发扬顾炎武“采铜于山”的精神,不计冷热风雨,几乎每个工作日都去神学院图书馆,在卷帙浩繁的“贝德士文献”中爬梳材料,为重大收获而欢欣鼓舞,为不能如期完成阅读而忧,也为终于完成而欣慰,其工作强度颇像攻读学位的年轻博士。罗福惠老师曾引用曹孟德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来形容章先生当时的心境,真是恰如其分。

通过这8个月的文献阅读,章先生才全面了解了贝德士在金大30年的工作与巨大贡献,特别是贝德士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领导国际安全区保护、救济数十万难民的英勇业绩。国民政府为表彰其事迹,曾在1938年6月授予贝德士景星勋章。贝德士还作为证人出席东京和南京对日军暴行的审判。据章先生回忆,在他金大读书期间,无论课堂内外,贝德士都未曾向他们讲过这些痛苦万分的亲身经历:“我所记得的只是贝德士老师那肃穆而凝重的面容,仿佛在心灵上经常承受着沉重的负担。”正是透过这些充满血泪与悲愤的文献,先生再次认识了自己的老师。

贝德士作为南京的一位“老居民”,回到美国后仍关心中国的发展,通过组织或参加会议、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促进美国人民对中国的理解,尽一切努力改善中美关系。当然还有他投入毕生精力而未完成的写作计划,为无数研究中国的学者或博士候选人贡献资料和意见。所有这些事,也都是章先生离开贝德士老师43年之后,通过阅读“贝德士文献”才得知。章先生如此评价这一时期的贝德士:

贝德士回美国以后的28年,工作与生活仍然丰富多彩……可以这样理解,贝德士在离开中国以后,以纽约为驻地,把自己的学术活动与社会活动延展到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但他仍然一如既往,但问耕耘,不计收获,严于律己,乐于助人,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与促进世界和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可以这样说,章先生阅读并开始研究“贝德士文献”之后,才算真正、完全地认识了他的老师。换句话说,贝德士对章先生的重要影响,并非在他生前,而是他们分别43年之后。章先生重新“发现”贝德士,也让世人认识了这样一位寻求真理、伸张正义的史学家,让湮没在故纸堆中的“贝德士文献”彰显出特有的价值。

三、章开沅与贝德士文献研究

章先生在访美期间忙于教学研究以及学术交流、社会活动,中间除了在学术会议发表文章外,并没有时间系统性地整理、研究“贝德士文献”。1994年3月回国以后章先生才正式开展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接连出版,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些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这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当属南京大屠杀方面的研究。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作为章先生“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一”出版。该书利用贝德士保存的大量第一手文件材料,坐实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这是当年深受学界和公众关注的出版物之一,海内外媒体对章先生关于南京大屠杀罪证的重大发现给予充分报道。章先生早在美国期间就积极参与当地华人、华侨组织的“对日索赔会”(后更名为“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各种活动,回国后更是应邀到各地演讲,“让事实说话”,以此抨击日本右翼分子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企图,捍卫历史尊严,呼唤人类良知。章先生的研究及呐喊,让“贝德士文献”从默默无闻到轰动世界。此后,章先生利用“贝德士文献”及耶鲁所藏其他传教士档案,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这也是章先生主张“参与史学”理念的又一生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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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先生还注意到,“贝德士文献”也记载了传教士在其他沦陷区或自由区做的难民保护、医疗服务、伤兵救护、慈善救济等大量类似在南京的工作。他引用贝德士在1947年撰写的《差会与远东文化的关系》,指出这些救济工作得到了宋美龄及国民政府的肯定,并因此改变了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而作为亲历者的贝德士也指出:“传教士在最黑暗的时期留下来并服务中国,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可,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并在各种公开的颂词中获得赞赏,而今这有利于作出历史性的解释来消除后期对传教士的谴责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抗战时期的政教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这也让贝德士对战后基督教的发展充满期待。但他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指出虽然条件如此有利,但也有危险,即“过分认同这个蒋介石领导下的国家与政府”。由此可见,章先生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的研究,如果放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框架中会有更深的涵义。

按章先生自己的说法,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资料的系统搜集,只是他检阅“贝德士文献”的“副产品”,他关注的重点是教会大学史和基督教史。出于研究工作的通盘考虑,章先生在美期间撰写的教会大学史论文只有两篇。《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为实证》是先生“研究教会史的处女作”,用英文写就,1991年提交给耶鲁大学举办的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研讨会,后以中文在海内外发表。另外一篇《教会大学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则是为1991年春在弗吉尼亚大学举办的汉学会议提交的论文。这两篇文章是章先生研究教会大学史的代表作。《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一文对近百年来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做了客观的宏观历史考察,不仅探索其宗教功能与教育功能在不同阶段此消彼长的轨迹,而且阐明其逐步走向专业化、世俗化、本土化的总趋势。先生认为,教会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曾经顺应世界与中国的发展潮流,多方面调适自己以求应对民族主义的挑战,在极其艰难的岁月中赢得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但至50年代初,中国教会大学走向消亡,既有外在的不可抗拒的原因,同时也有自己内在的难以克服的弱点,其中包含着许多我们至今仍应认真对待的经验教训。《教会大学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政治》一文将教会大学的发展变化放在历史主流中去考察,即当时由非基督教运动、五卅及北伐汇合而成的民族主义浪潮,发现此次反基督教运动终究没有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再版,教会大学在中国不仅没有遭受致命挫折,反而逐渐呈现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态势。

章先生回国后利用“贝德士文献”先后发表了十多篇专题论文,如《巨大的流产——贝德士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贝德士与金陵大学》《“南京帮”的故事——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东亚基督教的西方诠释——评贝德士〈差会与远东文化的关系〉》等。此外,章先生对韦卓民、容闳、陶行知、陈裕光等著名基督徒的研究,在会议报告和发表后都引起学界瞩目。这些文章连同章先生在各种场合的讲演、为其他著作写的序跋等汇编成一本文集,即《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在2005年出版。先生还把直接研究“贝德士文献”的6篇论文编成集子,以《贝德士文献研究》为题,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出版,在海峡两岸学术界也都有热烈的反馈,成为当时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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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的流产——贝德士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一文中,章先生把贝德士遗稿与赖德烈著作予以比较,总结出如下三个特点:(1)时间延伸了二十多年(1926—1950年);(2)参考与征引的资料,无论种类、数量还是史料价值,都远远超过赖著;(3)不仅在主观上而且在实际上相当重视“中国因素”,即贝德士所说的,“更为重要的是适当了解中国的背景与人文环境,或者是基督徒生活、工作于其间的事实。这种中国的人文及整个环境,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基督教事业的各种问题,不仅是对抗,而且是持续影响,有时竟压倒了有形的差会与教会。它是巨大的、复杂的、多变的”。总之,在章先生看来,贝德士的研究不仅是赖德烈工作的继续,而且“有所扩充、有所延展、有所革新、有所超越”。

在贝德士在给费正清的信中,章先生发现了贝氏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一些理念,其中有两点很值得一提。第一,贝德士认为“不要太集中于研究19世纪的早期新教差会,而对20世纪的差会活动极少涉及。可以肯定,1890年以后差会在范围和影响上都远远超过以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把研究时段确定为“1890—1950年”的思想根源(后来调整到1900—1950年)。需要补充的是,贝德士强调“近代”这个时间段,这与他的老师赖德烈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基督教史的理念是一致的。赖德烈主张不要过多研究基督教的早期,而是要重视“最近的过去”,因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基督教对世界的改造是巨大的,是所谓“革命时代”。这一观察运用于中国历史也是适用的。

第二,贝德士重视宏观研究,视野宽阔。他讽刺有些就事论事的小题目论文,“几乎成了一个世纪庞杂而变幻的背景中的地方快照”。这个“地方快照”,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研究“碎片化”相似。当然,贝德士并不完全否定“地方快照”,而是希望“把快照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里和更长的时间范围内”。他说:“我总是试图从整体上来理解基督教事业,包括它与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关系。这使我十分反感某些世俗的历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对史实生吞活剥,以漠然而消极的态度从整体的史实中取出一些零碎的内容编成较为圆通的历史。”只要浏览贝德士按时间段拟定的写作大纲,每个阶段他都要先讲基督徒奋进的国内甚至国际环境、社会背景,强调教会与社会的互动,这足以帮助我们理解贝德士的研究取向。赖德烈也曾把社会的维度称之为“环境的影响”,而且是双向的:环境影响着教会,教会也影响着环境。由此,贝德士认为讨论传教士的影响不能局限于信徒,还要关注为数众多的教会机构如学校、医院中的非信徒们,他们通过观察和亲身接触传教士,通过《圣经》和与宗教教育有关的文学作品,也都会受到传教士的影响。

在章先生看来,贝德士“那些零碎片断的备忘录中,记录了他有关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许多深刻理念;如果把这些理论与他多次起草并不断修订的提纲(虽然并非完整)与部分书稿结合起来研究,不难发现他对1900至1950年期间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活动史的总体构思。其视野之广阔、观察之细微与态度之严谨,都足以对我们有所启发”。另外,他多年勤奋搜集积累的大量资料,以及他所做的摘录、索引,特别是他费多年考索之功编制的《中国基督徒名录》,都可以为后来研究者提供诸多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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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年轻时曾经做过贝德士助手的美国知名神学家魏克利教授(Philip L. Wickeri)认为,贝德士的写作是面向普通读者,而不是服务学者和学术界的,其目的是建立对中国新教基督教的丰富知识,以便对教会和未来的历史学家有用。他还认为贝德士效仿了他的老师赖德烈,对讲故事式的编年史感兴趣,而没有对这些事件背后的思想和利益进行深入的神学或其他分析。在魏克利看来,从贝德士的写作到现在(2019)已经40多年了,“他讲过的很多东西,无论是资料来源还是解释都已过时”。这点或许可以商榷。关于贝德士效仿赖德烈只会做编年史而不加解释分析的批评,当年也有学者批评赖德烈的“作品并没有对中国历史的力量进行任何特别深刻的解释”,贝德士在书评中是这样为赖德烈辩护的:“他的很多解释悄悄隐藏在选择和陈述的过程中。”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解释贝德士的写作风格。

贝德士当时所阅读的书刊如《教务杂志》《差会年鉴》等,虽然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已较为容易获取,但贝德士所做的摘录和分析对后来学者仍有启发。举例言之,贝德士考察了1922—1937年基督教的医院、学校等机构社会服务的增长,以说明基督教事业在这一时期得到很大拓展。但他又对当时中国的主流期刊《东方杂志》予以考察,发现该杂志从1923年到1938年没有刊登关于基督教的任何文章。他因此提醒我们,不要夸大基督教在中国国民生活中的地位。类似这样睿智的论点,在贝德士遗稿中处处可见。

当年还是协和神学院学生的孟心湉(Cynthia McLean),在魏廉士的指导下,通读了贝德士遗稿,并按照贝氏意图,尽可能直接采用贝氏的语言、段落和文风,于1984年编辑成《贝德士手稿选辑》,以油印本形式公开发行。这样即使没有机会阅读贝德士3000多页手稿的读者,也可以窥见“真正的贝德士”,了解他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概貌。在章先生的建议下,《贝德士手稿选辑》已译成中文出版。

总之,正如章先生所言,作为贝德士最重要的遗产,这部手稿值得我们细细阅读,不仅可以获得知识,更可以得到启示,获取研究的种种线索。

四、“走出中国近代史”

香港《星岛日报》一位记者曾言:“章开沅一生充满偶然。”的确,中国教会大学史和基督教史的研究对章先生而言也不例外。先生出生于芜湖一个民族实业家的大家庭,家人信仰多是佛教或道教,按章先生的说法“迷信的成分”更多一些。但他小学毕业后进了芜湖当地最好的萃文中学,这是美国来复会和基督会合办的教会中学。只上了不到一个月,他便随着父母逃难到大西南了。战后章先生在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度过两年多的时光,参加革命后又在前身属教会大学的华中师范学院(大学)工作一辈子,并一度担任校长。这些经历也算是章先生与教会大学有前缘。但如果没有1985年刘子健教授等人的建议,章先生大概不会主动开启这个研究。那在这些“偶然”因素外,有无“必然”的因素呢?如果从章先生很早就提倡的“走出中国近代史”的学术思想出发,也许会发现这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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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国近代史”是2001年章先生给《近代史学刊》写发刊词时提出的。但往前溯源,这一想法早在1984年先生讨论如何深化辛亥革命史研究时就已提出。概括说,这一思想就是要“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上下延伸”是指历史的前后,强调连续性问题;而“横向会通”的涵义则广泛、复杂得多,包括近代中西社会结构(包括经济、阶级、意识形态诸方面)的比较研究、专题研究,以及章先生特别提到的宗教史研究。章先生当时已明确指出,辛亥革命研究中关于宗教的内容“眼下仍侧重于佛教,而且大多属于佛学范围,还说不上是完整的宗教史。……有关近代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已有专著,但具体到辛亥革命时期外国教会、教士的政治动向及其对本国政府政策、社会舆论的影响,至今还缺少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一思想扩展到整个近代史,就成为章先生所主张的“走出中国近代史”。章先生认为,西方传教士来华兴教会办学校,目的当然是为了“化中国”,亦即使中国“基督化”,但结果更为明显的却是自身的“中国化”。从“化中国”到“中国化”,并非“人事天心两相违”,而是作为“中国化”主体的中国确实也在变化中:“这个中国早已不是汉唐盛世原汁原味的传统中国,中国已经带有几分羞辱、几分勉强、几分奋发地悄悄走向现代化。这个变化的驱动力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包括西方传教士这样或那样的促进作用则是确定无疑的。”因此,章先生对教会大学史、中国基督教史的提倡与研究,在学术思想与方法层面,还带有“走出中国近代史”的涵义。

费正清在1972年召开中美传教士会议时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指出,近代来华传教士曾是中国白话运动、现代教育、医疗与公共卫生、男女平等、作物改良、风俗变革的提倡者,通过基督教青年会及报刊出版,培育“少年中国”和新一代的爱国者和改革者,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做出了直接的贡献,“虽然基督教不是1900年后的几十年中激励中国再生的唯一力量,但它无疑是一个主要因素”。因此,费正清呼吁,要了解传教士为近代中国的兴起和美国在东亚的政策真正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就必须对教会档案进行研究。而当时不论是西方教会界还是中国学术界,都还没有对这一议题给予足够重视。

章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研究教会大学史时的想法原本较为简单,“无非是想从文化史、教育史与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借以弥补中国近现代史学术领域这块空缺”。及至1990年章先生再次赴美,先后在普林斯顿、耶鲁、加州(UCSD)等校任教并合作研究,尤其是深入“贝德士文献”之后,这才深切感到,如果研究教会大学而不研究基督教,“就无异于研究某个历史人物而不研究其思想根源,特别是其深层核心部分”。因此,章先生认为,必须把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延伸到包括传教士、教会组织乃至神学教义的基督教史研究,这样才能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把中国近代史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或许可以解释本文开头提及章先生的话,“如果不研究在华传教士,中国近代史就丢掉了一半”。费正清和章先生的观点都说明了传教士研究对理解近代中国的重要性。

为了推动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章先生回国后在华中师范大学创建了国内首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中心在鲁斯基金会和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的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丛书,建设资料室,购入美国长老会、圣公会、公理会,英国圣公会等许多大型教会档案和期刊、书籍(缩微胶卷),中心所藏基督教史研究文献无论在种类和规模上都是海内外首屈一指的。中心于2001年成立“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设立讲座,邀请了鲁珍晞、白吉尔、巴斯蒂、钟鸣旦、梁元生、王国斌、王成勉、柯白、狄德满、周锡瑞、裴宜理等海内外一流学者担任讲座教授,还连续举办多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期班”和“青年学者论坛”。研究中心成立20多年来,已成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中外学术交流平台。

中国大陆基督教史研究的勃兴,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注意。台湾林治平教授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中戏称这种现象为“从险学到显学”,但章先生对此有清醒的判断。他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主题发言中说:“我的虎弟林教授说基督教研究已从‘险学’进到‘显学’,只是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中国基督教研究在目前的情势中,依然限制重重、困难甚多,离显学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因此,章先生通过发表、出版和公开演讲,不仅是对学术界,而且也面对社会公众,宣讲他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心得,希望公众能理解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历史、宗教文化的价值,以挽救人类精神文明的缺失。综合起来,笔者认为章先生有如下三点深刻的认识,值得学术界、宗教界和社会公众认真思考。

第一,章先生认为,基督教如同任何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宗教一样,“本来就不专属于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它向全球传布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移植于一个一个新的文化环境的过程;而教会人士梦寐以求的非基督教国家或地区的‘基督化’,实际上也包含着基督教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本土化”。自近代基督教入华,已有不少传教士把“三自教会”(自治、自传、自养)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理念与目标。到20世纪20年代,在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下,基督教本土化的进程加快,在教会与神学两方面都已取得有目共睹的进展。因此,章先生主张,对于如此长期存在、信徒众多而且影响相当深远的基督教,再也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外来宗教”了。章先生特别欣赏华中大学老校长韦卓民在1945年的著名演讲“植根基督教会于中国土壤”中提出的本土化路径:“用另外一种文化来解释基督教的教义和组织,重要的事情就是首先必须进入这种文化……我们尽可能进入中国文化、社会、各种宗教和知识传统的精神,看看有没有和基督教对生命的看法气味相投之处,或者那里可以找到一种不致触犯中国人的中介,用以向中国人介绍基督教的教义和机构。”当然,先生也提示教会“不必自叹生不逢辰,因为外来宗教在中国社会土壤上真正落户必然需要几个世纪以上的艰苦的努力”。

第二,章先生认为,我们所讲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文化,其中理应包括业已在相当程度上本土化了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神学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神学一样,都是世代流传而且不断发展丰富的宝贵人类文化遗产,其中固然有许多陈旧的糟粕,但同时也保存着许多终极关怀的哲理与追求至善的理想。章先生认为,“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又理应懂得宗教的产生与流传至今的原因(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与认知的),应该采取科学的、理解的乃至比较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宗教”。

第三,章先生提出加强宗教和宗教文化研究,不仅可以借此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而且有助于宗教自身正常的、健康的、趋向高品位的发展,使宗教与社会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先生认为,宗教问题要比民族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它更多地涉及人类的认知领域,“科学主义的偏失在于过分夸大了科学认知的能力,甚至对科学认知的局限视若无睹,而正是此种局限给宗教留下了并非狭窄的继续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先生甚至断言,宗教的角色与功能可能在某个时期或某个地区有所淡化,但是在几个世纪乃至十几个世纪以内却绝不会消失。先生观察到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物欲横流与精神文明的缺失,因此,亟需补救精神文明,特别是人文精神的重建,而“宗教文化的研究对此也会多少有所裨益”。

这三点体现了章先生研究教会大学史、中国基督教史的心得和宏阔视野,也蕴涵着章先生的学术追求和人生理想。章先生曾说自己是“审慎的乐观主义者”,不是悲观主义者,在挽救人类精神文明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因此,我们会看到晚年的章先生在多个场合面对不同的人群,从不同的角度,反复申论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和人类共同的任务,大声疾呼“挽救人类自己”。他认为这不是东方或西方哪个国家或地区的事,而是要全球有识之士,“不分信仰、不分主义、不分党派、不分国界,携起手来,吸取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资源,来建设新的人类文明,来挽救全人类”。

这也正是章先生一贯主张的“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先生说:“面对当代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我们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并且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营造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章先生在2002年东西方文化交流基金首次讲座致辞中说:“我们举办这个讲座,目的就是为各个国家、各种文明提供一个平等、友好的对话平台,通过交流为重建中国精神文明和世界精神文明略尽绵薄。”章先生在演讲中常常引用贝德士当年“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的呐喊,以此来继承老师的遗志。虽然他们的信仰、政治立场不同,一位是相信有神论的基督徒,一位是坚持无神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但章先生曾言,一个真正的宗教徒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在为世界大多数人谋幸福的终极关怀方面是一致的。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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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哈佛燕京学社裴宜理、李若虹教授访问华中师范大学时与章先生合影

结 语

章先生晚年才开始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他感慨过去损失的时间已经太多,而剩下的时间未免太少。他写道:“现在,我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类,别无更宏大的抱负与规划。但我内心深处却抱持着一个宏愿,那就是努力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用全人类和大史学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历史,不断以此自勉,并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章先生所谈《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系列之一,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早已出版;系列之二(《从南京到纽约》)、之三(《贝德士传》),章先生都已写了文章,但尚未成书。研究中心同仁正在努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完成章先生的遗愿,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在21世纪初,章先生也曾有过接续贝德士编纂“中华基督教史”的想法。他从贝德士身上得到一个教训,认为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以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绝非个人所能单独完成,必须集体分工,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比较圆满地完成:“作为贝德士的学生,我希望现今的中国学者能够在新的起点与新的水平上共同实现他未能完成的宏伟计划。”据笔者所知,章先生所期待的计划正在实现中,由陶飞亚和魏克利两位教授主编、海内外十多位研究人员共同参与撰写的《中国基督宗教史:一种跨文化视野》即将出版。

对贝德士和章先生学术历程的简要钩沉,可以发现他们在史学思想、研究方法和学术品格方面有很多相通之处,如他们都强调近代的重要性,都重视原始资料的实证,重视研究基督教的现代性因素、基督教的本土化历程,注重群体研究和社会环境互动,都有独立的学术品格,都有超出世俗的学术追求与理想,都积极地用史学参与社会、影响社会。如果说有所不同,章先生在长期的史学实践中形成了更宽阔的视野、更深遂的学术眼光,他以教会大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为路径,走出中国近代史,又回归、丰富了中国近代史。

他们也都是好老师,一生都在教书育人,爱生如己,待生如友。为满足章先生对印第安民间文学的好奇心,贝德士还专门去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帮忙办理借书证。贝德士在金大30年,兢兢业业,甘为人梯,宁愿耽误自己的时间去开设新课,培育了王绳祖、陈恭禄等一大批杰出史学家。章先生更是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培育、影响了无数青年学生,有多人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前沿学者。他在《历史寻踪》一文中写道:“40多年来,无论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国内国外,我为年轻一代历史学者的成长,耗费了不少精力与时间,对自己的著述或多或少有些影响,但我永远无怨无悔,因为学术的小我只有汇入学术的大我才能进入永恒。……为造就青年学者开路,为发展学术交流搭桥,这就是我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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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先生晚年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说自己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中国;二是让国际上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这当然是先生的自谦。不过,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在晚年章先生心中的分量。章先生大学时代受教于贝德士,初入史学门,到晚年虽已是著名学者,仍勇于创新,再次追随贝德士、研究贝德士,某种程度上像是完成了一个从“离异”到“回归”的轮回。先生对“贝德士文献”的研究,既是对以往主张的“走出中国近代史”的实践,又为后学开辟出了一片新的研究领域。从贝德士到章开沅,两代学者学脉绵延、薪火相传,他们一生追求真理、不断探索的学术创新精神,值得后人传承弘扬。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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