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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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展望|中国基督教: 大教会时代的没落与小团体时代的开启

作者: 李道南 | 来源:基督时报 2022年01月06日 11:39 |

耶稣在福音书并没有提出今天“教会”这个概念。他在福音书里提到,并被广泛引用为教会辩护的那段话,“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 18:20 和合本)实际要表达的与今天教会概念相差甚远。耶稣这段话更多的是强调信徒之间平等和自由的小团体,正如他和门徒之间的关系一样,这样的团体才能自由思考,才能产生自由的思想。

今天的教会实际上更多沿袭了犹太人的会堂制度。会堂制度产生于大流散时期,被波斯帝国强制迁徙在外的犹太人,为了保存自己的民族认同,而因地制宜开展的圣经敬拜活动。因此这些会堂的存在本身发挥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对内的,强调同一民族的精神和血统认同;其次是对外的,防止异教文化的同化和侵蚀。可以说,在那样一个背景下,会堂成为犹太人与外族的边界围墙,起到保护、支撑本民族血统认同的功用。如此,会堂制度下的犹太人要想保持自己的民族边界,必然与外界产生冲突与张力,正是张力的存在,强化了会堂制度的民族文化边界意识。

教会的产生与兴起有同样的历史环境和逻辑。

显然,在耶稣未曾钉十字架之前,今天教会意义上的团体并未产生,在耶稣的团队中,成员身份只有耶稣与门徒,门徒们称呼耶稣为夫子,再无别的职分。耶稣和门徒的关系也很简单,比较平等,门徒在耶稣面前可以自由表达。

耶稣升天之后,在经过第二次犹太战争,基督教开始和犹太教分裂,不再作为犹太教的分支存在,而以独立的姿态进入历史舞台。此时的基督教,犹如新生儿一般,在那个各种民族文化和宗教混杂交织的时代,怎样生存,成为他们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时候,保罗的加入彻底改变了基督教的存在结构和模式。出身于法利赛人的保罗,显然是用犹太人的会堂制度建立了基督教教会组织,并设置了相应教会架构。

与会堂制类似,教会发挥了凝聚基督徒、设立群体边界的功能。正是教会的这种功能,让教会成功走过罗马帝国大逼迫时期。这一期间,因为教会经济财富总量的上升,教会内部结构开始日趋复杂,精英在进入教会之后,开始占据教会核心层。

随着历史的发展,教会对世俗社会和世俗政权的影响开始逐渐增大,教会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直到君士坦丁大帝出于帝国控制的需要将基督教国教化。至此长达三四百年的教会从产生到政治化,他的形态也就完全固定。这个概念下的教会状态,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

教会一开始出于与周边环境的张力,为了继续自己的存在,清晰边界意识,从而抱团度过危机四伏的历史阶段。可见教会本身的产生和存在,就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但是教会这一逻辑,却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改变而改变,而是犹如在辊道上无法刹车的铁轮一样,一直开到今天。与其说这是教会的问题,不如确切地说这是人性对权力和财富欲望的后果。正是教会所带来的组织结构,以及其所产生的的权力和经济利益,让教会这一世俗团体一直向前,直到今天。

天主教教皇国是教会在历史上最辉煌的存在,也奠定了所有教会存在的理想模板。

历史的发展不是人主导的,乃是上帝在主导。自教皇国的建立开始,历史上就有一种反潮流暗自涌动,那就是小团体的反抗。修道院在开始自发运动的时候是个自发的小团体,但是很快被教皇国招安,圣法兰西斯创办的俢会同样试图回到耶稣模式,也被教皇国招安。直到在世俗政权的支持下兴起的宗教改革,才成功打破教皇国的大教会模式。但是在宗教改革中,依然有两种路径的不同,一种是教会路径,一种是团体路径,前者已建立类似于教皇国一样的小型教会国度为主,比如加尔文宗,路德宗等;后者以再洗礼派建立共同体的模式为主。两种模式都产生了社会影响,但是后者的影响则创建了新的历史和社会发展模式。

显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历史环境不断转变,教会必然会成为历史上的一页,而不会写满整个历史。而大教会的解体的结果,必然带来小团体的产生。

中国教会在历史上一直是大教会方向,在西方帝国背景下的对华传教运动中,建立基督教王国是传教士的梦想,不论是戴德胜的内地会,还是美国的长老会等,都是如此。非基运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基本处于安静状态。因为这段时间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时期。而这种剧烈变革,是中国自身主导、自身寻找变革资源的时代,那么带着浓浓帝国色彩的基督教,显然并没有被认同。

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基督教在中国开始复兴,其复兴仍然是以大教会大团队的模式。由于经济增长加速,加上国门打开,资金进来,在国际洋奶粉的助力之下,九十年代到入世之后的十年,是教会大团队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跨地区的团队出现,攻城略地,伴随着城市化浪潮,纷纷进入城市。

时代发展,经济生活的不断改变,随着教会个体的崛起,大团队时代也随之解体,自此之后进入大教会时代,这些教会在规模上有大人数,在社会上有大声音,在聚会场所上有大建筑,如大教堂、大写字楼。但是,在社会上却没有相称的大影响,在文化上却并没有相称的大作为。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外在大环境的进一步转变,大教会时代也趋于没落。但是加速大教会时代没落乃至解体的则是兴起于2020年的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聚会物理空间的压缩,让本就疲于奔命的大教会失去经济和信徒规模的资源。同时由于实体聚会的减少,让打破空间隔离可以自由组合的网络聚会兴起,同时符合防疫要求的小规模团体实体聚会也成为潮流。

长时间没有物理空间聚会的大教会,其信徒认同也随之减弱,伴随其一同减弱的,还有教会对信徒的人身控制力。

大教会的衰落,带来的是不仅是小团体的兴起,还有基督徒思想的空前活跃。在没有了大教会对正统教义的教条般的控制之后,自由思想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潮流。在那些网络团体聚会之间,在那些小规模的基督徒团体聚会之间,信徒之间的平等,反而更有利于信徒个体思想的活跃交流与碰撞。

基督教思想的产生和文化的创造,不是在把持正统教义话语权的大教会时代,而是没有大教会控制的小团体自由思考时代。

也许在表面看来,当下环境是基督教的危机时刻。但是,确切地说是大教会的危机时代。基督福音与基督信仰的存在方式不是教会把持的,而是耶稣在福音书里说的奉他名聚集的团体。

小团体之内信徒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自由思考带来的思想碰撞,必然成为未来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主流,乃至成为新思想新模式的发源。而对于传统基督教来说,他们不过类似于快视频、广场舞一样成为特定年龄和文化群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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