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纪念日 勿忘国难| 回忆日本侵华战争中那些与中国老百姓一起站立的传教士身影

2021年9月18日上午9点18分，为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沈阳撞钟14响撞钟寓意为沦陷14年，鸣笛3分钟。

当天，除了沈阳，绵阳、上海等全国各地也都进行了鸣笛等不同形式的纪念，提醒国人在和平年代勿忘国难。

与此同时，今年9月3日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纪念日。

历史需要铭记。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小编也整理了在抵抗日本侵华战争中那些曾经做过大量人道主义工作的国际爱心人士的事迹，让我们不仅记住历史中的伤痛，也纪念历史中那些人性的光辉。

一、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许多传教士的人道主义事迹

——魏特琳：魏特琳拯救南京南京大屠杀中万余名妇孺

魏特琳（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中文名华群。魏特琳出生贫寒，生于1886年，她的童年是在伊利诺州西科尔小镇长大的，由于贫穷，她不得不通过打工来完成自己的学业。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她终于从伊利诺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她加入了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并被派往中国。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军攻占南京之后对南京平民实施的大规模屠杀。魏特琳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由基督教传教士团资助。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魏特林相信上帝，相信人性的真善美。但在现实中，每天她都要目睹这些赤裸裸的兽行和毫无羞耻感的犯罪。

最令人感动的是她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不畏生死，不遗余力地保护妇女免遭蹂躏的事迹。在日军攻打南京前夕，留在南京市内的二十几位欧美人士为保护及收容难民，挺身而出组成"南京安全国际委员会"，在城里划分出一个3.86平方公里辖地，以美国大使馆、金陵大学、"金女大"等地为中心的安全区，并要求中日双方承认"安全区"的中立性质。 

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的妇女和年青姑娘，逃脱残暴淫荡的日军威胁，涌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乞求魏特琳能给她们一个安生的地方。她们挤在教室里，睡在实验室的桌子上，蹲在楼梯和过道里，露宿在室外的草坪上。精疲力竭的魏特琳设法安置她们。当日本兵命令魏特琳离开这里时，遭到她的严辞拒绝，"这是我的家，"她回答道："我不能离开。"她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和“西方人的面孔”与日本人周旋，设立安全区，收容和保护了1.3万余名妇女儿童。

在学校的大门口，魏特琳多次挺身阻止日军进入校内，并命令他们离开，甚至当日军咒骂她和用血迹斑斑的刺刀在她脸上乱晃时，她也毫不退让。在驱逐前来试图掳掠妇女的士兵和从强奸士兵的魔爪中救出年轻女孩的时候，魏特琳一点也不手软。经过南京大屠杀的浩劫，魏特琳忍受了日军各种威胁甚至气急败坏的殴打，她竟然还活了下来，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在南京大屠杀之后，魏特琳利用她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来帮助社会重建。尽管她自己的身体非常虚弱，但她早在1938年春就从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获得一笔基金，为需要继续在难民所避难的妇女开办了许多培训生活技能的班级。魏特琳致力于公众服务，她希望她的帮助能给妇女难民和性暴行受害者以重新生活的信心和生活的技能。

为了竭力帮助南京难民，魏特琳却没有时间来照顾她自己的身体。日军在南京城中的暴行使得魏特琳精神与肉体受到创伤。她曾在日记中写到："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充满了各种罪恶。噢，上帝，请控制这些凶残的野兽般的士兵……" 在南京大屠杀结束后不久，魏特琳的精神彻底崩溃，她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治疗。

——宋煦伯：金陵神学院2500人避难所的守门人

休伯特·L．索恩(Hubert L．Sone，又译宋煦伯、宋尼)，美国传教士，美以美会派往金陵神学院任教；在日军进攻南京与对南京军民大屠杀期间，他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下辖的粮食委员会副主任，亲自开车为难民营运送粮食；同时担任金陵神学院财产委员会主席，主管金陵神学院难民所。

索恩是德克萨斯州奇利科斯人；索恩曾经提供过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暴行证据。“再以1938年2月1日为例，编号210到219号的日军暴行，提供者有休伯特·索恩、威尔逊、贝德士、史迈士、米尔士、麦克伦、马吉和拉贝自己。”索恩长期和贝德士等人居住在一起。“家庭成员是舍尔·贝德士、刘易斯·欺迈思、普拉默·米尔斯、休伯特·索恩和我。菲奇还没有来。此外，一个叫斯蒂尔的年轻人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他和大家同吃同住。特里默留在他的家里。……”

另外，拉贝曾记载这样一段文字：“粮食委员会副主任（外国人）索恩先生（神学教授）保护着收容在金陵神学院的2500名中国人，但他又不得不自己开卡车去运粮食。只要他出去，中国人就无法保护。” 这说明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索恩一方面保护着在金陵神学院的中国人，另一方面则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就是运送粮食。

安全区第一任总干事费吴生在1938年初离开南京后，宋煦伯担任了总干事的职务，和安全区主席、秘书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委员会的常务事宜” 。他曾经给毕范宇写过一封信 ，对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自身对日军认识变化、现在困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说明，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相对而言，索恩的资料是极为缺乏的，内容也很简单。但是就算从这些只言片语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索恩的正义感与付出。

——约翰·马吉牧师：用生命和相机记录南京大屠杀 成为重要历史证据

另一位传教士用生命和相机，为世界存留了最真实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他就是约翰·马吉牧师。

约翰·马吉，美国传教士，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马吉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后，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传教。到达中国后，他在美国圣公会的南京道胜堂作传教士。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期间，马吉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设立难民伤兵医院，参与救援了20多万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与20多位坚持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起，谱写了一曲动人的人道主义乐章。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不仅拍摄了画面，还用文字记录下了他所拍摄每一个镜头的详细内容。加拿大传记作家琳达·格兰菲尔德正在筹备一本关于约翰·马吉的传记，她说：“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之前，他是日本人的朋友。所以当悲剧发生时，他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相信日本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他们的军队理应遵守国际公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但这种幻想很快就被击得粉碎。教会配给马吉一台摄影机，记录日常工作。在日军破城后的第四天，约翰·马吉冒险拿起摄影机，把镜头对准正在蒙受巨大创痛的南京。

马吉牧师先后拍摄了4盘胶片，总时间为105分钟，这些真实的镜头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有力铁证，是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约翰·拉贝：南京大屠杀中的中国“辛德勒”

约翰·拉贝是一位德国商人，是德国西门子电器公司在中国的代表。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拉贝和十几位外国人（传教士、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约翰·拉贝被推举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为中国难民提供了栖身避难的场所。在南京安全区内，约翰·拉贝先生同其它外国友人一道，保护了25万中国难民。而在此期间，在安全区之外，至少有30多万中国人则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约翰·拉贝目击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拉贝日记》。

这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以其在南京大屠杀中救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而闻名，被世人尊敬地称为“中国的辛德勒”。由其本人所著的《拉贝日记》于1997年出版，并被译为中、英、日、德四种语言，被公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

从拉贝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1937年10月17日，拉贝写道，“现在我每日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剩下来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了。”南京沦陷后，有一天的日记结尾记录了他这样的祈祷，“仁慈的上帝，请您保佑所有的人免遭灾难，也请您保佑所有像我们这样已经身陷灾难中的人！我丝毫不后悔留了下来， 因为我的存在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极端的难受！”

二、1942年山东潍坊乐道院里传教士的故事：东方的那斯威辛集中营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英美等国向日本宣战，所有在华西方人因此都成了日本的敌人。日本于1942年占领乐道院并设立外侨集中营。从1942年3月到1945年8月，潍县集中营先后关押英、美、法等近20个国家的2000多名欧美侨民，这些人不少是传教士和其家属，其中包括327名儿童，是当时中国境内最大的外侨集中营，也是亚洲规模最大、关押人数最多的同盟国侨民集中营。乐道院这座被侵华日军变为集中营的地方，真实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暴行，它也是二战期间，传教士与中国人民团结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以及国际主义精神的象征。

——传教士李爱锐—集中营里的“喜乐管家”

获得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的英国著名运动员李爱锐（Eric Henry Liddell，埃里克·利迪尔）当时来华宣教，后长期被关押在乐道院集中营。在集中营里孩子们的心中，李爱锐是快乐和光明的化身。他除了组织孩子进行各种游戏体育比赛外，还管着两栋楼难友的日常生活事务，每天早晚要保证所有人参加集合点名，还要帮别人打水、搬煤、倒垃圾、清扫房间，晚上再辅导孩子功课。

在离集中营被解放还有不足200天的时候，李爱锐因患脑瘤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永远的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世界。尽管当时天气极其寒冷，但集中营里几乎所有人都参加了他的葬礼。

——戴爱美：乐道院集中营里的灵魂工程师

珍珠港事件第二天，日军来到山东潍坊的芝罘学校并称接管学校，当时年仅9岁的、英国来华传教士戴德生的重孙女戴爱美(Mary TavLor Previte)成为了一名囚犯。1942年11月，芝罘学校的300多名师生被关押在烟台毓璜顶长老会住宅改建的集中营，1943年夏天，被转移到潍县乐道院集中营。

戴爱美回忆到老师们在集中营中通过游戏带领学生学习，她将老师的行为描述为为“美丽的胜利”。就这样，师生在营养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却奇迹般的毕业了三届，而且一如既往的坚持了牛津考试的严格标准。 

1945年8月17日，美军援华总部派出的一架B24飞机抵达潍县集中营上空，7名全副武装的美军战士跳伞从天而降，解放了这里了人们。几周之后，戴爱美和她的兄弟姐妹们搭乘飞机前往西安和他们五年未见的父母团聚。

在《集中营记》中，戴爱美更加具体的写到集中营的生活。比如，星期日即礼拜天清晨有天主教的弥撒圣礼，11时有圣公会和联合会堂的崇拜。晚祷的节目则着重歌诗。每届复活节，于晨曦微露时即开始崇拜和纪念节目。教堂里的演出节目终年不辍。欢娱中的观众可以暂忘却那些警犬，铁刺电网，臭厕所，和饥肠辘辘的熬煎。

在日本侵华时期，大约2000名传教士西方侨民被关押在乐道院，他们与中国老百姓一起受苦，甚至牺牲，熬过那段最艰难的时期。这些传教士与自己所服事的百姓一起吃喝，一起生活，一起吃苦的这种道成肉身的精神是值得今天所有教会再次瞩目的，这种精神正是服侍社会百姓最真实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