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450万字,学者苏精手抄国内缺失的来华传教士档案

作者: 马一 来源:基督时报2020年10月20日 14:17

“看到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档案,犹如发现了另一个敦煌宝藏。”年已74岁的学者苏精先生说。

15世纪中后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及西、葡的对外扩张,欧洲传教士纷纷前往世界各地传教。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率先入华,掀开了明清时期中西方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序幕。 从1552年到利玛窦1583年到达中国,共有32名耶稣会、24名方济各会士、2名奥古斯丁会士和1名多明我会士试图在中国定居,但都未成功。直到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始以“番僧”的身份到达肇庆,开启了耶稣会在中国内地传教的历史。此后,基督教会陆续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

不同时期的来华传教士都对当时的中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其中就来华传教士留下的文献,在学者看来犹如敦煌文献,不仅涉及政治史、军事史等,还有生活史、物质文明史、文化史等内容。但遗憾的是,这些文献躺在西方的图书馆中,被中国学者长期忽视。

苏精,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研究所博士,曾任台湾辅仁大学教授等,目前早已退休。在他47岁时,苏精在图书馆古籍善本部担任主任,本来再工作一年零10个月就可以退休安度晚年的他毅然决然前往英国留学。拿到硕士文凭后,因找不到工作,苏精卖了房子,再去英国读博士。在图书馆查档案时,苏精接触到了少有人研究的完整来华传教士档案,特别是丰富的印刷出版、医院、学校等与传教有关方面的记载。这些与传教有关的记载深深吸引住了苏精,由此便开始了他的“手抄”之路。

整整3年,他泡在图书馆中抄来华传教士档案,抄了250万字。回国后,又利用微缩胶片,继续抄文献,如今已达450万字。随后,苏精出版了《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中华书局),腾讯文化对此书评论说:“该书在大陆出版后,引起轰动。书中论证之严谨、材料之扎实,令人叹为观止。”

 腾讯文化对此书专访了苏精,邀请他回顾了自己450万字手抄史的开始和过程。在访谈中,他回忆说:“我在图书馆查档案时,没看到中国学者,也很少看到英美学者。来华传教士档案完整,特别是印刷出版、医院、学校等方面的记载,因与传教有关,所以特别丰富,让人实在无法抵挡‘将它们抄下来’的诱惑。”

正是因为这些一笔一划的文字,才让那些不为人知的传教士的故事展现在我们眼前,甚至有些材料推翻了我们原有的认知。在访谈中,苏精谈到一些历史轶事,给人带来不一样的视角,比如以下两则:

一、慈禧捐赠1万两白银建成的协和医学堂

1901年11月受伦敦会委派的苏格兰传教士托马斯·科克仁到达中国着手创办北京协和医学堂。抵达北京后科克仁便开设了门诊,门诊部的病人中有李莲英,正是通过李莲英,伦敦宣教会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认可。医学堂的建设得到了第一笔来自慈禧的捐赠;之后,医学堂又得到了来自李莲英的1600英镑捐赠。最终,北京协和医学堂于1906年正式落成,有外国教员14人,成为当时唯一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教会教育机构。英国外相、美国大使都出席了落成典礼并致辞。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协和医学堂。随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投入资金进行新校建设。1917年9月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帮助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办医学预科,附属医院为北京协和医院。

在此基础上大家普遍认为,如不是慈禧捐了1万两白银,协和医学堂是不可能开办起来的。但从苏精抄写的档案看,慈禧捐款只占全部捐款的1/5左右,未必是决定性力量。

二、马礼逊,开创了现代中文活字印刷

说起活字印刷,我们往往追溯到毕昇,但在来华传教士引进现代印刷术之前,活字印刷始终没能成为主流。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在华25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200年前,他从英国找到专业印刷工,带着机械,来中国印刷字典。这是现代活字印刷首次进入中国。同时也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他还第一个把《圣经》译成中文,以自己的医学知识在澳门开办了第一个中西医合作的诊所,展开了基督新教在中国的宣教历史。 

对于国内普遍存在的忽视传教士贡献的状态,苏精说到;“传教士在涉及政治的一些问题中,表现并不十分妥当,如果不是他们陷入政治太深、太广,今天我们可能也就不会忽略他们的贡献。”苏精也说到,传教士也不是完人,“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有建设性的功劳,但他们做的事也不全对。他们自己也并非完人,也有自私、嫉妒、偏见等。我们不能只看到他们好的一面,也不能只看到他们坏的一面。”比如慕维廉,在中文史料中,他被认为是一个完人,但据来华传教士的档案记载,正是他亲手关闭了墨海书馆。那是传递西学的重要渠道。此外,慕维廉还在同一年,将教会医院转手给民间机构。可以说,伦敦会在上海的两大基业全被他断送了,而他采取的手段不太光彩。可见,虽然慕维廉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有失职之处。

从清末算起,来华传教总数在1.5万人左右。关于这些浩瀚的传教士档案苏精教授表示,他连读带抄这么多年,只看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与之相比,这些传教士士留下的文献数量不仅惊人,而且内容多样,涉及到生活史、物质文明史、文化史等多方面内容。

面对这一仿佛“敦煌宝藏”一样的史料,他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学者继续做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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