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观察与思考| 社会网络与基督教增长的关系

特约撰稿人 李道南 来源:基督时报2020年10月09日 09:13

在斯塔克的宗教市场论中,社会网络与基督教增长有着密切关系,是基督教增长的一种主要途径。

社会网络组成一个可以信任的熟人关系,这里的信任可以转变为社会资本,根据斯塔克在《信仰的法则》中的定义,“社会资本由人际依恋构成。”(斯塔克,《信仰的法则》,杨凤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48页)这表现为人们对自己所属社会网络所投入的金钱、精力和时间,因此人们在做出宗教选择时会使自己社会资本的最大化,而不是减少,因此他就会选择自己所属网络的宗教,而不是其它。

这样人们在宗教选择时,就会考虑自己的社会网络,就会选择保持自己的社会资本,这样斯塔克就得出结论,人们在很多情况下既不改教也不该宗。(同上书,149页)

在该著作中,斯塔克列举了摩门教的增长案例,其发展的途经主要是依靠社会网络。在《基督教的兴起》中,在分析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快速增长原因时,也是认为社会网络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社会网络带来的社会资本究竟有多重要,在早期美国,一个去看牙医的普通卫理公会的成员,可以欠账,而不会被认为有不还的危险,就是因为他卫理公会的背景,提供了他可以信赖的预期。而这一印象可以为这位成员招来生意和贷款。

同样,在温州也发生过,在早期温州的发展过程中,基督教也有类似功用,同一教会或者同一信仰的成员,可以在经济资金上彼此拆借,可以在生意上彼此合作,这种社会网络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对于理性的人来说,显然如斯塔克的定义一样,人们倾向于最大化自己的资本。

伊斯兰教往往是全家乃至全族的宗教选择,那么其中的成员显然不会随意放弃自己的宗教身份,这样会使他们与所归属的社会网络产生极大的张力和冲突,从而使自己的社会资本减少。

但是,仔细考察斯塔克的理论,我们却发现他的理论有它适用的特定背景,这种理论却不太能解释中国的情况。

斯塔克的理论是建立在美国社会基础之上的,美国社会的特点是它是一个移民社会。

对于那些新到一个国家,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和陌生的人际关系,脆弱的个体急需的是重建社会网络,这样他就会加入他所投靠的亲属的社会网络,而不会不选择其它社会网络。因此,此时选择基督教或者摩门教,这些宗教就成为他重建社会网络的必经途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华人在到美国之后也会加入基督教的原因,因为他只有选择熟悉的华人社会网络,才能使自己有所归属,并使自己的社会资本最大化。

那么对于早期罗马帝国的瘟疫和重大自然灾害,社会原有网络被破坏,这个时候游离的个体需要重建社会网络,那么基督教的教会就成为唯一的选择,因为除了基督教之外,没有其它宗教有教会这种团体。

因此,基督教成为社会崩溃之后,重建社会网络的工具,因此人们选择加入基督教,重回一个网络社会。

但是,这种理论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可能并不适用。因此,在中国基督教的增长路径中,处境需求性皈依成为主要的模式。

第一批宣教士来中国之后,任他们怎么宣教,皈依者依然寥寥无几,直到他开设门诊,为大家看病,解除痛苦,这时才带来皈依潮。在八十年代的基督教增长高潮,也同样是因为农村经济压力和文化缺失,带来他们对健康、文化生活所需,而此时,又没有其它宗教可选,只能选择基督教。

为什么会如此呢?是社会网络在中国失效了吗?

显然不是。

我们可以看到,斯塔克的理论中,人们对社会网络的选择,选项都是单一的。伊斯兰教背景的社会网络,他是个国教系统,对宗教的选择,是强制的;而早期的罗马帝国瘟疫所破坏的社会网络重建中,基督教也是毫无悬念的成为必然之选,因为其他宗教没有这个功能。即使当时的温州人,选择基督教是因为他们除了私下借款拆解之外,没有合理的途径,国家银行的政策并不太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我们的社会传统中,从来没有国教这一历史传统,从来就是许多宗教并存,因为我们社会中,并不存在像伊斯兰教那样的基督教家族或者基督教社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熟人社会。

这一熟人社会网络的基础是小农经济,以及由此而来的乡土情结。农业社会的特点就是故土难迁,人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围绕土地形成熟人网络,形成一个自然村落。土地作为财产是不好迁移的,因此,人们的熟人网络就固守在一块土地上,从而形成强烈的乡愁情节。因此任他什么灾难,哪怕逃荒到很遥远的地方,一旦灾荒过后,还是要回到故土,这样原来的熟人社会又会在原来的地方重建。因此,农业社会的特点是社会崩溃之后的重建是依附在故土这个纽带之上的,不是宗教,也不需要宗教。

因此,社会网络的福音传播也许温州只是一个特例,这是在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基督教作为信贷经济的补充,需要社会网络的信任关系,从而社会网络在皈信基督教上表现出相关性。

今天迅速城市化的时代,原来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熟人社区遭到破坏,人们进入城市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网络纽带,那么这会不会带来基督教的增长潮呢?

显然,斯塔克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依然不适用中国城市化的情况。因为中国不同于美国,美国是个移民社会,各种文化和国家的人移民到美国之后,社会网络在个体生活中表现出极大的作用,因为这些新移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元的异质文化。而中国,自西周开始,大一统的概念就成为文化主流,秦始皇统一之后,这一观念更是深入人心,直到今天。因此,中国尽管表现出文化的地方差异,但是还没有达到文化异质性的层面,我们有统一的语言,有统一的历史,有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文字等等,因此中国城市化与美国的移民潮有质的区别。

此外城市化兴起的打工潮,都是直奔工厂,工厂内的老乡关系和工厂的聚集作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网络。此外,农民工到城市打工,找到工作很容易,不需要依靠一个必须的熟人网络,他可以在工厂里慢慢建造。

这样,基督教在社会网络建造中,就没有表现出显性的作用。

但是有一个群体,是依赖于基督教网络的,那就是传道人群体。据说在某些神学院就读的学生,大多是教会领袖的后代,他们通过继承父辈的基督教网络,获取基督教的社会资本,并以此为职业,这也许是基督教作为社会网络使人皈信的唯一案例了。

基督教今天所面对的增长困境,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的。认识基督教的现状,寻求出路,已经势在必行。求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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