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从张伯苓的归信和社会活动看基督教青年会在近代中国的影响

自由撰稿人 严以勒 来源:基督时报2019年08月16日 09:58
9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的会所
9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的会所

一、关于“基督教青年会”

说起“基督教青年会”,对于传统基要主义神学影响下的基督徒来说,可能非常陌生,就算是略有耳闻,可能也会立刻贴上“社会福音派”、“自由神学”或“新派神学”等标签。但是,贴标签容易,真正了解其来龙去脉的历史却是需要一些辛苦的。

笔者在教会里很少听到有关“基督教青年会”的事情,也是在信主多年后才逐渐知道的。当然不可能是通过教会的讲台,而是通过一些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写的历史方面的文章或著作,比如基督教对世界的影响、近代宣教士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谈这些历史是绕不开“基督教青年会”的。

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全球性基督教青年社会服务团体”,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至今已经有170 多年的历史了,并且蓬勃发展于世界各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其组织。

基督教青年会英文全称是“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为“Y.M.C.A.”。1844年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创立于英国伦敦。其初衷是希望通过坚定信仰和推动社会服务活动来改善青年人精神生活和社会文化环境。基督教青年会诞生的历史背景,对应着英国产业革命所带来的诸如城市化等社会面貌的大改变。

英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后来于1851年传到了美国,针对美国的社会情况,其功能也逐渐由单纯以宗教活动为号召的青年职工团体,发展成以“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的社会活动机构。1866年美国纽约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麦克班尼(Robert R.McBurney)首次把这“四育”定为青年会的宗旨:“青年会之内容为德育、体育、智育、群育(spiritual,mental,physical,social)诸部。盖所以求完人之幸福,使身、心、灵俱臻理想之发达也”。

1895年10月5日,北美协会派遣生长在中国、并为学生海外传教运动工作过5年的来会理到中国,成为第一名青年会干事。这一年也成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创建的年份。基督教青年会刚刚在中国落地,其早期领导者就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会训定为:“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这句话取自新约圣经·马可福音 10:45“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这一会训又被具体化为这样的行动目标:“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显然,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以践行耶稣教训彰显基督教信仰的社会服务性公益组织。

外国宣教士之所以把“基督教青年会”这一组织及其理念引进中国,是有着高瞻远瞩的看见的。当时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宣教士们看到接近和影响中国的智识阶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们的筹划是:“先于首都、省会、及教育中心城市设立青年会,以为其他各地之倡率;向学生及智识阶级从事宣传,使之了解青年会之理想及原理。”于是,他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学校学生和以新式学堂教师为主的知识分子阶层,力图通过办教育和提供社会服务的方式打开中国大门,发展青年事业,进而传布福音。正如宣教士所言,在这些老师和学生中提倡青年会,就是“对新中国未来的伟人做些感化的工作,影响重大,自可不言而喻。”

基督教青年会踏入中国大门,最先是在华北重镇天津落地的,后来逐渐扩展到北京上海和其他重要城市,后来又出现“基督教女青年会”。随着各地分会的陆续设立和其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所做的工作远远超过了宗教层面,其活动和影响是全方位的。纵观这波澜壮阔的一百多年,基督教青年会(含女青年会)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都留下了深远的足迹。

二、张伯苓归信基督教:基督教青年会结出的福音果子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有很多重要人物都和基督教青年会有过交集,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就是其中一位。张伯苓可以说是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所接累累硕果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张伯苓(1876.4.5-1951.2.23),天津人,原名寿春,字伯苓,后以其字被人所知。张伯苓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张伯苓一生把教育救国作为其人生奋斗的信念,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等系列学校,还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此外,张伯苓还是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称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百度百科词条“张伯苓”提供的资料显示,张伯苓的宗教信仰一栏是“基督教”。张伯苓确实是一位基督徒,一位致力于践行耶稣教训的基督徒。在今天的中国基督徒网络圈子里,各种名人明星假见证(比如马云信主、杨利伟见证神的荣耀等等)层出不穷,很多基督徒特别追逐。殊不知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社会名流精英里信基督教的人士有许多,今天的基督徒对过去的历史需要补课的。

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追随北洋舰队参加中日甲午海战,亲眼目睹中国的战败惨剧。1898年他回到故乡天津,任教于“严修家馆”,开始了他的教育事业。在这里,他被独具慧眼的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格林(1898年接替前任总干事来会理)看中,后来成为基督教青年会“与中国文人接近的试验”中最为成功的典型例子。

此时的张伯苓经历国家甲午惨败、戊戌变法失败和庚子事变的痛苦和精神刺激,也在思考国家的出路,并竭力寻求建立一种新的精神支柱,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整个中国。此时他频频接触基督教青年会,而在同时也开始接触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宣教士们还把改良社会的种种行动方案呈现在他面前。刚开始时他虽然也参加了格林开设的查经班,不过只是对基督教思想里的一些道理感兴趣,并没有要加入基督教的想法。

但后来张伯苓从基督教青年会的宣教士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的美好见证。和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们长时间的相处(他们有时候还来张伯苓的学校代课),张伯苓注意到,这些宣教士们不仅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还有一种宗教的虔诚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种基督化的人格所支撑的伟大的精神力量。这一点深深感染了张伯苓,并使他开始有新的思考。再后来宣教士还送给他一本《耶稣传》,还利用假期时间带他研读圣经。

在格林等宣教士多年的耐心引导下,加上张伯苓本人的深入思考,在1908年7月张伯苓决定信主,并在天津西沽公理会教堂正是受洗,皈依基督教。这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变。

可以想象得到,张伯苓的受洗在当时的天津引起怎样的社会轰动,其影响无比巨大。总干事格林在1908年所做的报告中非常自豪地指出:

“今年最令人鼓舞的事情是张伯苓皈依基督教。他是私立第一中学堂的校长,是天津新式教育最具影响力的领袖。我们已经和他接触六年了。他在1908年夏天成为基督徒这件事给全中国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华北教育界和天津上层其他各界人士讨论的重要话题。北洋大学校长报告中说,张伯苓皈依基督比过去四十年传教士在天津工作的意义都更深远。这一评论显示了张伯苓在天津的地位。”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另一位领导者这样评论道:“张伯苓先生变成基督徒这件事,使我们对将来抱有很大希望,这位年轻的教育家皈依基督教,确定无疑地是我们在天津运动史上很重要的事件……他公开地说明了他信仰基督教是经过青年会而得到的。……我们相信张先生正带领着特别能干的男青年英勇地前进。他部下的男青年因为接受了基督教,所以他决心重建这个充满潜力的伟大国家。”

张伯苓受洗皈依基督,影响巨大,基督教青年会的宣教士也看到了他们所使用的策略的成功,所以他们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备感振奋……

三、张伯苓办学:基督教青年会给予巨大助力

张伯苓受洗以后,就于第二年(1909年)就成为天津基督教青年第一届华人董事会成员,后来又于1918年开始担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董事长,并在1920年出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大会主席。由此可见,张伯苓在基督教青年会里的地位和分量。

由于张伯苓和基督教青年会交往密切,并且是受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而受洗的,所以在张伯苓的办学之路上基督教青年会也提供了许多有形无形的帮助。

由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们大多数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所以张伯苓聘请他们参与南开学校的教学工作,比如讲授英语、体育和一些理科课程,为南开学校的新式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由于张伯苓和基督教青年会这层的特殊关系,南开系列学校也获得了国际背景和资源。张伯苓1917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深造,并借机展开国际筹款募捐活动,都是基督教青年会提供了大力支持,使他能利用青年会的国际化网络争取到来自美国的资金支持。比如,美国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就给予南开学校许多经济援助。在巨大的财力智力支持下,张伯苓主持的南开学校在近代中国充满动荡又贫苦的历史条件下却办得有声有色,成为中国私立学校中的佼佼者。

不仅如此,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张伯苓的办学理念。前面我们提到基督教青年会的会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其行动宗旨则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而其日常活动不是纯粹的宗教活动,而是以培养青年人的“德、智、体、群”这“四育”为中心的,使得青年人能养成“完美人格”,进而服务于建设“完美社会”。

受到基督教青年会这些理念的熏陶,张伯苓提出了有关教育的新思想:比如,“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以德育位万事之本”、“无论在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慧”,等等。这些观点都有鲜明的基督教思想色彩。毫无疑问,相较于旧中国传统的功利式的教育理念(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张伯苓对于教育的观点是革命性的。

所以,张伯苓积极在南开学校推行“德、智、体、群四育理念”,以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指导自己在南开学校的教育实践活动,把南开学校的办学水平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境界。

就拿“群育”来说,张伯苓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深深地看到中国人的“散漫”,具体说,就是“不善组织,不能团结。因此,个人主义畸形发展,团体观念极为薄弱。整个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对于这种国民性的总结和批判,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比如鲁迅胡适也有类似观点,但从基督教里汲取思想,以教育的方式推进国民性改造,张伯苓可能是第一人。

针对中国人“只知有个人,不知有团体”的弊病,张伯苓在南开学校广泛地鼓励和推动各种社团活动,培养青年学生的社会组织能力,使之养成利群尚公、互助合作的现代社会道德观念。张伯苓曾这样概括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就是“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张伯苓的一些教育理念至今还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价值。

总而言之,张伯苓在数十年的教育办学过程中,从基督教青年会那里汲取了无穷的思想,也形成了自己的教育观,并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

四、一点思考

从张伯苓身上我们能看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巨大影响,这只是基督教青年会在近代中国社会做出的贡献的一个缩影。基督教青年会看起来确实很像一个“世俗化”的机构,但这种“世俗化”不是与世界同流合污,而是把基督教的精神和耶稣的教训融合并贯彻在具体的生活中。

显然,基督教青年会没有被后来盛行于许多教会的“圣俗二元论”所限制,反而是突破了这一点,接触社会,贴近生活,以宽广的视野和专业的服务接近青年,提供全方面的服务,也帮助促进青年全面的发展和健康的成才。这一点是不是很值得今天的教会借鉴和效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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