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救国论（一）缘起

中国是个没有国教的国家，世俗化的王权对建制性宗教一直是打压和抑制的，因此历史上才有三武一宗的灭佛运动，正是王权对宗教的限制，让宗教一直处于边缘和民间状态，很难有什么可以和王权抗衡的宗教团体。

因此，随着西方帝国扩张的坚船利炮对中国的冲击，传统中国文明在这场冲击中几近崩溃。而与西方列强帝国扩张、资源掠夺并行的，是基督教宣教运动，可以说前者是帝国的疆土征服，后者是对殖民地的精神改造。这种改造的模式，就是宣称基督教才是西方先进文明的唯一密码。

而对于浸淫于传统文明的中国士大夫精英来说，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传教士成为他们所做反思的唯一资源，就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来审视自身文明的结构和内容，从而改造自己的文明，以期改变自身的落后面貌。

清王朝在西方帝国扩张文明的冲击下结束了自己的命运，也标志着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王权时代结束。

结束了王权，这只是近代改造中国的第一步，那么之后的中国何去何从，大家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既然精英分子的反思是和西方文明对比，那么西方文明的历史和文明结构也就成为他们改造中国建造中国新的社会和文明的模式。

通过西方宣教士，尤其是英美宣教士的极力鼓吹和宣传基督教对西方帝国文明的塑造，让中国部分精英分子们认为，宗教是重建强大中国的唯一路径和奠基石。

因此在那个举国精英寻找改造中国路径的大运动中，宗教救国论的就应运而生，并且一度成为主流。

在兴盛于19世纪的大宣教运动中，英国和美国一直是运动的主力军。这源于英国岛国文明的特有的国家扩张性格，这与英帝国扩张和殖民是一体的。

英美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宣教运动，依仗于本国的军事实力，军事实力强大者，其宣教士的数量和宣教激情也就高涨，而相反，那些军事实力弱小，甚至没有殖民扩张的国家，基本没有多少基督徒响应这种宣教运动。

另一方面，宣教运动的兴起，不仅是欧美帝国扩张的内容，也是基督教在欧美国家的衰落的彰显。欧美国家在经过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之后，尤其是大陆国家，世俗化进一步推进，基督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逐渐边缘，因此，为了重拾基督教失落的辉煌和社会影响力，基督教里的有识之士发起了基督教复兴运动，而对外宣教恰是可以保持这种复兴运动所产生的宗教激情的支撑点。

因此，在帝国扩张和殖民的背景下，将基督教宣称为西方帝国强大文明的塑造者，无疑更能增加基督教的神奇力量，让帝国的铁蹄为基督教作见证，足以见得西方宣教士所宣传福音与耶稣的距离。

一方面，西方帝国的殖民文明成为信奉基督教所得到的好处的最好说明，另一方面，在一个新的社会和国度，重新建立基督教的核心地位，一改基督教在欧美当时历史上的失落形象，就成为宣教士的宣教目的。

只有基督教能带来强大的文明，这几乎是当时在宣教士影响下中国传统精英士大夫的共识。

李提摩太在发行量很大的《万国公报》1892年2月第37期撰文说道：“今天之生人也不能外乎教。其教之善而益之大者，必乐之必从之；教未尽善，而利益不见广大，虽有教，而人之信必少。是国之兴衰亦视教之所以衡。五洲各国从救世教者已十有七八，如无大益于世，彼聪明之士岂能信从岩若是之广乎？……(中国)倘能得教中之益……将来推行久远，著有成效，必不在欧洲之下，得益更为广大。”中国能超越欧洲的唯一途径就是基督教化，这对中国当时的传统士大夫极有吸引力。

林乐知在《治安新策》中也说明了基督教在整个文明建构的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教化之于人，如树木之有根荄，根荄既美，开花结子皆有不期然而然之势。若徒致视于外，貌为整顿，不第如唐花之不能耐久，且恐枝焦叶碎，枯萎随之矣。”这里的教化即是指基督教。

宣教士秉承着西方文明优越性中的基督教优越性，在相信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的基础上，更强调，基督教优于西方文化，因此在传教士眼里，其它非基督教文化都是野蛮文化，是落后的原因，只有皈依基督教，才能带来强大。因此基督教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基督教才是一个国家改变自我的唯一条件和路径。

在这种基督教优越论和欧美帝国扩张的背景下，尤其对于羸弱的中国来说，在改变自身的探索过程中，基督教无疑都具备着强大的吸引力。

于是在传教士主导的西学东渐运动中，基督教成为国家强大的密码，成为中国崛起的关键力量，这促使中国传统精英醉心于基督教的神奇光环中。

梁启超等学者认为，中国与欧美之所以产生差距是因为中国没有国教，因此按照传教士传播的基督教模式，康梁等人发起了孔教运动，将儒家改造成为孔教，并通过袁世凯政府以宪法模式合法化。虽然这种孔教国教化运动，最终在各方人士反对和袁世凯政府倒台而未能成行。吴雷川则提出，国家兴亡教会有责的理念，而陈独秀等人则提出耶稣人格救国的理念。

无疑，基督教伴随着西方列强文明进入中国，在宣教士的宣传之下，基督教成为帝国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而非耶稣基督所传播的福音。基督教救国的论调，在之后的历史，甚至包括今天都不绝于耳，这是基督徒要警醒和反思的。

上帝的国不在地上，而在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