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福音时评:从博士做快递员说开去:职业和贵贱没关系吗?

特约撰稿人 李道南 来源:基督时报2018年11月13日 08:59

最近,延边大学历史学博士谭超做快递员的事,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各种讨论和说法此起彼伏。

的确,大学博士生与快递员这两个名称,在社会大众的心里,反差极大,却又放在一起,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没有不被关注的道理。

翻看新闻,我们一定可以看到曾经的文科状元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在长安卖肉的新闻,在十几年前也是被热炒,即使今天有时候还可以看到北大毕业生卖肉的新闻。至于著名学者卖茶卖酒就更是司空见惯了。

不论是博士做快递员还是北大毕业生去卖肉,都与人们心中的观念形成剧烈反差。按照大众的观念,北大毕业生起码要坐办公室,做个市长厅长之类,再不济也要是个小领导,怎么能卖肉呢。一个博士生起码也是个大学老师,怎能做一个小小的快递员?

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几百年来的主流读书观念。而“仕”又是区分不同等级,诸如县官、州官、朝廷官等,在古代有不同的品级,因此你中了什么科举等级做什么官,这仿佛有一定的等级规律,因此到了今天,你读了什么学校,拿了什么学历做什么官,做什么事,在大家眼里早有定论。因此读北大的要做什么,读了南大的要做什么,读了专科的要做什么,大家早已分配,如果你没有按照这个来,从高处掉的太厉害,出了大家的心理预期,自然会被大家围观。

曾听说一个真实的例子,西部地区一个煤老板,家资千万,住着别墅开着豪车,却被母亲常常诟病,原因就是在母亲眼里自己没有正式工作,连个公务员都不是。母亲一直让他找个正式工作,做个老师或者公务员。笔者也有这样的经历,父母一直认为只有公务员和教师才是正式职业。在普通大众眼里,只有加入这个几千年来的品级,你才是有了真正的身份的地位。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影响中国的大事很多,但是科举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正是宋朝建立了严格的科举并上升到国家机密的层次,带来了宋朝平民的兴起,以及宋朝文官集团的昌盛。也正是从宋朝开始,文官集团才具备了与皇权抗衡的资本。到了明朝,文官集团基本靠门生制结党。因为明代读书人考取功名并不容易,因此那赏识自己文章并录取自己的主考官对于考生来讲可是莫大恩典,因此主考官就以此形成自己的门生团队,而这个团队就是自己在朝廷的政治势力,在《儒林外史》和《明朝那些事》都有着详细的论述。

自宋代开始形成的文官集团,到了明代被加强了,他们自以为手中握有笔,可以做史,因此那些得罪他们的人都被他们钉到了耻辱柱上。据说因为现实中的陈世美为官清正,而被他得罪的文人搬进戏剧,成了忘恩负义之人,而被后人唾弃。

文官集团的极致非东林党莫属了。到了明代晚期,税收混乱,国库空虚,而此时皇权基本被文官集团绑架,皇帝不得不依赖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抗衡,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开始被皇帝委以重任,进行税收改革,,而这一改革,首先触犯到了被地方文官和文人把持的经济实体,诸如矿产和地产,茶叶和食盐等,因此文官以东林党为首开始于皇帝抗衡。东林党的历史故事就是文官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故事而已。也许没有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势力,明朝还能苟延残喘,有了东林党这样的文官势力,则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自宋朝开始的严格科举,到了明代形成了建立在科举之上的文官集团,而这一集团的力量可以让明代灭亡,同样可以让清代灭亡。清代灭亡的速度可以说是文人集团给加速的。因为清代后来废除了科举,让那么多的读书为仕的文人希望落空,既然在清代不能做仕,那就推翻清代,然后建立一个可以做仕的新王朝。

而到了新中国之后,没有了科举,却有了取而代之的高考,因为国家体制问题,大学毕业都是包分配,直接成为国家干部,吃国家粮,而不同于农村那些种田的农民吃的不稳定的天气粮,因此大学被称为象牙塔,那些考上大学的人被称为佼佼者。于是他们又找回了昔日失落的文人身份,这是科举文化的延续,学而优则仕的现代版。

始于一九九九年的大学扩招以及大学就业的双向选择制,让大学的象牙塔荣耀慢慢失去色彩,让大学逐渐回归平民教育的本质。正是这次大学扩招和就业机制的转变,再加上中国经济的腾飞,让那些失去光环的象牙塔之内的文科生不在被人瞩目,与文官集团的损落一样,对于文科生来说,这是釜底抽薪,彻底断了文科生成为仕的后路。再加上公务员和教师等职业的公开平等的职业考试,让文科生这个曾经主管历史写作,不能得罪的文人群体心理产生极大的不平衡。

正是从九九年开始,失去光环的文科生群体,对社会越发不满。我一个八零后中国哲学研究生同学,宁可饥饿也不打工,就是因为自己是个文人,但是在内心却对那些在小区门口推三轮车卖菜的耿耿于怀,在他看来,那些烤红薯的每个月也能挣到几千块钱,自己堂堂研究生,国家去不能给安排一份“像样”的工作,因此他认为现代社会是倒退的。

我那个同学的心态正说明文人群体心理的失衡,他们对公平竞争的社会产生不满的原因,就是社会不再把文人群体当成一回事了。而他们还停留在那个平民需要文人引导的时代光环中。也正是从大学扩招开始,那些对社会不满的文科知识分子开始纷纷到教会里成为基督徒,而在之前,他们都是文化基督徒,虽然基督教在历史中很重要,虽然自己很钦佩基督徒,但是却远远观望,而不皈依,但是在大学失去象牙塔之后,身份变化的落差让他们找不到落脚点,于是纷纷加入教会,在教会中继续他们失去的文人光环,这就是城市知识分子兴起的时代背景。

所以回过头来,看博士送快递和北大毕业生卖肉,这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再正常不过,每个人靠自己的努力和汗水合法地赚取财富,这无可厚非,耶稣也曾说过,做工的得工钱,这本是很正常的事。用谭超的话说就是“不管一个人是做学术也好,去送快递也好,去说相声也好,只要他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就是一个好博士。”

劳动并没有三六九等,任何合乎社会伦理和法律的劳动都是值得尊重的,因此任何一个靠自己劳动致富的人都是无可厚非的,都是一种个人选择。至于那些非议博士必须如何如何的只不过是一种失落文人心态罢了。因此学者卖茶、卖酒也不能说明社会的退步,而只能说今天的社会大家有更多的选择自由,文人学者也不过是回到平常的身份罢了。

不论是快递员、公务员,还是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都不过是一种职业罢了,既然快递员能靠自己的劳动赚取财富,那么为什么学者和大学教授卖茶和卖酒就要大惊小怪呢?

做工的得工价,什么工得什么工价,没有哪个“工”高高在上可以不劳而获!也没有哪个“工”低低在下,需要仰人鼻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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