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韬对圣经观点的杂谈

德国基督教神秘主义大师艾克哈特经常语出惊人，不按常规人的常规套路说话，但是却耐人寻味，有着大量的学界追随者。天主教教廷很纳闷，你艾克哈特为何不老老实实的说人能听懂的话，非得那么古怪，于是向普世教会警戒其危险，定义其为不符合正统教义的异端思想。

但时间久了，随着天主教的现代化，教廷重新认为，艾克哈特神秘主义思想，也属于基督教正统思想的一部分。

这就是大师，这就是对基督教有思考的人，他们往往不同于普通信徒，而是行为做事都与众不同，让人费解，但细细研究就发现，其实这代表了对基督教的更深刻的认识。

王韬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鸦片战争之后来到上海，和英国伦敦宣道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一起数日，其言谈举止，心胸视野，都透露着学究天人的不俗。麦都思和王韬确认了眼神，觉得这个20岁的年轻人就是中国独特性的活的图书馆，于是在王韬还不是基督徒的情况下就很大力度邀请王韬前来做圣经翻译的工作，因为麦都思和伦敦会一致认为，这个年轻人，将改变世界，事实上，根据利涛米连的回忆，基本上可以说整个圣经的翻译，是王韬一人的工作。

但王韬从不循规蹈矩，不做规规矩矩的基督徒，他在公开场合，对自己的基督教信仰避而不谈。别人攻击他是口岸知识分子，卖身事夷，他笑而不语，因为他有一个愿望，有一个很大的格局，他要利用自己翻译圣经的机会，改变整个中国。他在六年之间，对基督教、圣经、基督教与中国、基督教与中国其他文明文化传统，做了一个顶层的高端设计，这都体现在了他的圣经翻译之中。

王韬当接触到基督教之后，就开始思考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了，他因为卖身事夷，被中国的乡绅士大夫看不起，这也激化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但是他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没办法站在中国反思中国文化。于是就和人一起，把中国的上古书籍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世界，通过西方世界对中国上古典籍的解读，从而获得把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处理的思路。

王韬精通当时世界上所有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手资料，就连二手资料也都如数家珍，信手拈来。这对他处理基督教问题的第二个阶段，即思考基督教的中国处境的理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他认为，基督教所讲的上帝、审判、灵魂得救、天堂地狱，这都不是来自佛教，也不是来自儒家，而是一种全新的思想范式才能够予以理解的。这对于当时鸦片战争前后，宣教士试图中国人，中国上古典籍记载的上帝，就是圣经里的上帝，大家信的是一个神，就一起来信吧。这样的宣教士，向中国文化进行了妥协，于是他们所讲说的基督教，是一种应时的处境化的神学，很多人，是根据以前对佛教的理解，来理解救恩的。

第二，王韬认为，应该在基督教里面，给儒家留下位置，即基督教同化儒家，吸纳儒家。因为基督教和儒家是分别的两种文化模式，不都是宗教。

第三，王韬反对毕治文和克陛存所主张的下层路线，认为通过首先对中国文化精英进行说服影响，从而影响整个的中国社会。全世界的宣教事工中，只有中国存在上层路线和底层路线的区分。其他国家，都是有族群的分别，但并无明显的社会上下层的宣教设计需要。李提摩太后期来华的时候，就是看了王韬版本的圣经之后，开始决定采纳上层路线的，其维新思想，也来自王韬。

圣经翻译期间，王韬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主要体现在，作为非基督徒的他，内心精通熟悉所有的中国古代典籍，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素养。而当这种素养遇到圣经的时候，两种文化在王韬心中碰撞。作为普通人，我们第一次看圣经的时候，无法感受到圣经对于我们自有文化的冲击。因为我们普罗大众，根本谈不上了解中国文化，甚至我们连四书五经也背不下几句，也没几个人知道三纲五常的具体内容。但是王韬不同，他自己修订中国史书上的纪年，一字一句，中国古代典籍深刻在了他的血液和骨髓里。他是太明白中国的民族性和文化性的所以然了。

所以，当王韬翻译圣经时，中西两种文化，在他的脑袋里激荡，让王韬几乎难以平静片刻，当翻译到约伯记的时候，他彻底的心灵平静了。因为他理顺了中国和基督教的关系，建立了自己的完整的观念殿堂。从此，在翻译圣经的团队里，他开始起着一锤定音的决定性作用。别人无法反驳，因为王韬脸上似乎有让人确信的神的光芒，学问高的匪夷所思，麦都思惊讶的难以形容。

于是，圣经翻译团队开始分裂，毕治文指责麦都思迁就听从王韬的各种建议，于是毕治文与克陛存一起另外找了房子，自己单独翻译圣经，翻出来的圣经，忠诚于圣经的字句。而王韬的版本，则是世界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圣经与民族处境化之间的解释学应用。几十年后，严复翻译马可福音，就和王韬采纳了基本一样的诠释学进路。

王韬告诉麦都思，翻译出来的圣经应该是伟大的“中文”作品，王韬成功的做到了，当时的知识人，都觉得，如果你是信主的，王韬的圣经，会因为文采的过于华丽宏伟，让你偏离真理，仅仅被文字吸引。如果你是不信主的，你很可能就把基督当孔子了，因为王韬的文字旋律，人们很难不被其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