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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历史人物之:王韬漫谈

作者: 王政民 | 来源:基督时报 | 2018年07月26日 19: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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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改革旧的封建制度,脱亚入欧,步入现代文明的政治社会,这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日本明治维新,改革了社会,开始了工业化,改革军事制度,政治结构。在这个时候,日本天皇,常常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对于日本社会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一切都是全新的,改革或许成功,或许失败。新的模式是否适合日本的基本国情,如何有计划和策略的开展改革步伐,这都是天皇要考虑的。

每当夜晚,天皇就思考这个东亚日出之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就会陷入深思,就会不知所措,每天大量的政务积压在案头,还需要夜以继日的处理。天皇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但决心总归是立意,真正做还是另一码事。

但是,有一件事,给了天皇安慰,那就是自己每日无论多么繁忙,都会一字一句地读王韬主办的政论报纸《循环日报》。这份报纸和王韬的思想,支撑着日本的近代化改革和试验。这也间接的证明了在东亚儒家文化之地,可以现代化,可以文明化,可以改革。

中国的清末改革,辛亥革命,1949,都受到了王韬的深刻影响。

王韬是清末最早具有维新思想的人,比康有为梁启超早了数十年。王韬写的文章,日本维新派都是每篇都要背诵,研讨。李鸿章看了王韬的文字,惊呼这真是“不世英才,胸罗万有。”

鸦片战争后,王韬去了上海,偶然参观了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麦都思的两个女儿争相参观王韬的仪态。那天在上海,王韬参观麦都思的印刷厂,麦都思的两个女儿参观王韬,认为这是中国不世英才的唯一典范。

王韬很自然地结识了伦敦会的麦都思、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等传教士,从此他再也不愿意碌碌无为,而是愿意跟随伦敦会,引介给中国一个新的思想范式。麦都思的两个女儿把家里的上好的葡萄酒拿出来给王韬喝,并且让王韬听西洋音乐,海顿的交响曲,王韬第一次知道了音乐经过排列组合,竟然能重新给人展示一个宏伟的宇宙。

于是王韬留在上海,住在了伦敦会的宿舍,他写了个对联,贴在室内:“短衣匹马随李广,纸阁芦窗对孟光”,认为自己要跟随麦都思,对中国、对自己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简陋的宿舍,对着的则是不可思议的伟大世界,三世孟光。

当时伦敦会在华工作进展颇为顺利,于是需要重新翻译圣经,马礼逊来华时,中国知识人不愿意接触外国人,于是马礼逊找到了社会地位不高的一些信徒,一起翻译了圣经,所以,圣经语言带着浓厚的客家人俚语,不能等大雅之堂。伦敦会要在中国整个国家范围之内,找一个最懂中国的学者,把圣经思想表达出来,于是麦都思和伦敦会找到了王韬。

王韬帮助伦敦会翻译了伦敦会版本的深文理圣经,六年期间,1847-1953年,王韬一字一句的帮助伦敦会重新改定伦敦会之前在华讲道时简单翻译的草稿。周一到周五,他们足不出户,心有乾坤,一起讨论研究如何表意。

翻译圣经期间,和在翻译圣经之前,王韬都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六年的翻译,王韬对圣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认为,人类的希望就在这本书里。英国圣公会认为这是海外最为经典的翻译巅峰之作,直到和合本翻译之后,王韬版本的圣经,都是最为流行的译本。圣经翻译完了,王韬决定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

在六年里,圣经翻译给王韬换了身心,他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道理,文以载道,道是圣经里的道,是区别于中国天道轮回的道。圣经在王韬看来,是本伟大的神启的知识之书,里面是社会改革的基本元素。

而当时的中国,大家从来都认为文字,用来表达的是对正统的维护。我们今天在微信群里,漫谈时政,在清朝时期,被认为是歪门邪道,读书人读书写字,运用字句,不是批评的,而是维护古旧的。但是王韬在翻译圣经期间,开始知道了文字所应该表达的是什么,是新的宇宙,新的世界,新的社会。

如果没有王韬,中国人不可能具有维新意识,因为最基本的文以载道的功能,就被限制死了。文字,只能八股,而不能谋个体福祉。今天我们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在清朝,经过翻译圣经之后的王韬,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旷世英才,他的文字,大家闻所未闻,谁也没见过这样写文章的,这样表达观点的。尽管在现在,我们看起来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的。

王韬是第一个一人具有全局观的人,他对整个中国的未来,有着极其细化的构想,并且写成了文章。他看到圣经里的自由思想,就开始认为,一定要发展商业,而非发展农业。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他认为商业能把人从大地上解放出来,让人们自由的谋取职业,赚取金钱,自由的生活,从而少受别人的辖制。

王韬在学术界,被称为口岸知识分子,即在中外通商之后,在做中外中介生活的人。王韬不同于今天的简单的翻译,因为他不是翻译的文字,而是翻译的宇宙观,翻译的世界观。在守旧派眼里,老祖宗的旧制度不能丢弃,因为天道恒常不变,所以社会制度也不能变。而王韬则给中国人直接换了个老祖宗,换了个世界观,换了个宇宙观,那就是基督教的世界观。于是,在王韬那里,改革是理所当然的对社会的侍奉,是不能有阻力的。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原则,和很难逾越的门槛,王韬通过对圣经的翻译,帮助东亚社会跨越了最重要的限制,所以,今日的东亚儒家社会,都应该纪念王韬对“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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