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大学的英语之争

齐鲁大学的英语之争，反映了两种观点，一是希望学习英语，参与世俗社会和推进中国现代化。二是不学习英语，仅仅过一个保守基要的基督徒生活，而不过度的关心和参与世俗社会和实业救国的口号召叫中去。

1840年开始，中国被动地被纳入到现代国际体系中，中国的知识人开始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近来的学界也多关注当时的现代化或者说城市化进程问题。在登州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美南浸信会美雅各牧师开始进入登州，即今天的烟台开始宣教，建立教会。1861年，美北长老会开始进入登州开始宣教历史，在倪维思、梅理士、郭显德、狄考文等一批著名传教士的领导下，该会传教事业发展极快，布道范围不久就扩大到黄县、莱阳、即墨等沿海地区，迅速成为山东最有影响的新教差会。

与此同时，胶济铁路建成运行，日本和英美系工商业团体开始进入山东，开始了通商贸易，胶济铁路沿线“皆以就近铁路，顿成商业中心”[注1. 《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胶济铁路是德国筹建，当时14家德资银行组成德华银行，在资金上解决了这项山东境界最大的早期现代化大型基建项目，铁路的修建，使得山东人很早的明白了世界工业作业标准。和以往修河道之类的传统工程作业不同，胶济铁路修建期间，工人们看到一整套的商业规范，从立项到筹集资金，到具体施工，最感触深切的是工人的作息时间和排班安排，和效率低下的传统作业截然相反。

此后，山东的城市化加快，洋行进入，日本的高桥藤兵卫、大高作市、林昌雄、松田文吉、别府新三郎等小商人在山东经营杂货、洋酒、绸布、妇女用品、米谷、旅店、日货茶叶、冻品。较大的日商是藤田、泰信、其和、山县、和华、白石、华信等洋行[注2. 《日清贸易参考表》1东京，1889年9月]。欧美系则以太古、和记、盎斯、盛记、捷成、士美、哈莉、美孚、春生、滋大、仁德等洋行为主，一般经营航运、贸易、保险、银行业。这给现在山东工商业都打下了深刻的传统，在充分竞争的小商品行业，一般以推高通紧的低价廉货为主，而高端服务业则强调服务，同时利润率较高[注3. 《济南简史》2004第八期]。

当时政府中央和地方因为战乱赔款和赈灾需要的财政支付的增加，也是官员乐意开埠的动机和动力之一，尽管保守主义质疑外国的贪得无厌，但是负责和具体政策执行者却不得不甚至乐意的需要通商和通过关税来筹集资金，用以财政预算的准备金纳入。

这促进了山东平民社会传统的进一步延续和复兴。通商带来的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造成了社会文化的变化。长袍马褂开始被西式服装取代，尽管没有一步到位的改为西装，但是服装设计上，裤装改为西式面料和设计工艺。饮食上德国人在济南火车站西侧租50间房子，开设了西式饭店，尽管价格昂贵，不适合普通老百姓，但西餐观念深入人心。崇尚孝道的单进式四合院开始被冲击，新建设的房子开始注重世俗和私人生活空间的考虑。早期现代化（近代化，城市化）开始。

平民阶层开始谋求新的经济结构里的生活和工作机会，于是掌握英语成了较为时髦和上进的年轻人的想法和打算。但是正是因为城市化进程，破坏了传统保守主义价值置身其中或者说赖以生存的土壤，保守主义者认为孝道、次序、等级等观念不复存在，于是他们反对这种城市化，认为会教坏年轻人。来华基督教宣教士，他们同样认为城市化和现代生活是对古旧传统价值的破坏，这种齐鲁大学的英语之争里可以看出来，美国长老会在联合创办齐鲁大学时书面写到“联合学院第一位和最重要的是推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事业，授课语言是中文。”[ 注4.《联合教育工作基础》1902年]在授课内容上，三分之一是保守主义儒家经典的背诵，即全文复述诗经、书经，礼记、左传、至于四书则是更需要全文背诵。

学了这些课程之后的学生，传福音时采用了启蒙格式，即使用三字经版本的福音单张，比如“亚当啊，堕落了，我们啊，有罪了”或者“自太初，有上帝，造民物，创天地，无不知，无不在，无不能，真主宰”。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宣教士选择了一种中国化、本地化的宣教策略。但是，现在的研究普遍表明，这并非出于对中西之争而有的迁就中国本地化的宣教策略的讲究，而是宣教士对于西方现代性思潮的反思有关。狄考文警觉的说到“年轻人着迷的学习英语，因为英语里面有金钱，随着英语图书报刊越来越多，正在播下不可知论、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子。如果让学生学英语，齐鲁大学就会迅速的世俗化，就会跟基督教教育的本质背道而驰。”[ 注5.《齐鲁大学》郭查理著]1906年，齐鲁大学有一群学生罢课，要求学英语。这就是齐鲁大学史上著名的英语之争。其结果是带头罢课的学生被开除，一个中国长老会教师同时被开除。但第二年，学校开始教英语。

学生学英语的动机，被认为（事实上也是），他们学好英语之后，去做洋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商业中介，去找一份好的工作，在现代城市化的工作体系里谋生，并且看外国书报，了解外国思想。如此，他们就获得了不受约束的世俗生活的空间和能力，而齐鲁大学作为基督教联合大学，其宗旨是办基督教教育。他们认为不能整体的输入外国的现代性社会文化，而是要有所取舍，要输入保守主义的，而非现代性的。校务委员会取名“齐鲁大学”就是附会儒理，认为需要借助中国保守文化传统，来收拾人心，整伤世道。这不仅仅出于基督教“中国化”的考虑，更是抵御西方世俗化和现代性的要求，这正是以赫士和狄考文牧师为主的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心声。

齐鲁大学桃李满天下，毕业生很多，纷纷以当时稀缺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找到了涉外和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过上了世俗化和城市化的生活，而没有如狄考文所愿成为牧师。这正是城市化带来的影响之一，传统经济模式破产，新的经济模式来自外国，而适应新的经济模式最好是学习英语，且世俗化的经营。我们中肯叙述，世俗化带来了世俗的美好生活，但整体而言使得基督徒偏离教会和保守的基督教伦理，我们还将在系列文章里叙述城市化的每个进程对具体教会的影响。

注释：
1.《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
2.《日清贸易参考表》1东京，1889年9月
3. 《济南简史》2004第八期
4. 《联合教育工作基础》1902年
5.《齐鲁大学》郭查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