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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访谈】“神学诗学”创始人刘光耀(上):我的基督信仰与诗学思考美学观

作者: 王璐德 | 来源:基督时报 | 2017年09月20日 10: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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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实践需要“接地气儿”,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现实生活中如何活出信仰自是一个大问题。然而,信仰的内在却不可缺少对形而上学等各种抽象问题的大追问。

基督教在历史上之所以成为一种对人类发展产生深远作用的文明,与其在神学、哲学、美学、艺术、文学等许多这类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领域上有所建树息息相关。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更为推崇实用、通俗、便捷和快速的时代。然而,信仰的沉淀、文明的积累离不开思想和生活的凝练。

刘光耀教授,基督徒、学者、诗人,在国内,他提出了“神学诗学”说,并主编了《神学美学》辑刊,汇集了国内外不少学者有关神学美学、神学诗学的研究成果文章,其主题是对美学与宗教学、神学、哲学以及基督教与文学艺术的相互关系有多方面的讨论。他主编的《神学诗学十四诗人谈》一书,由十四位海内外知名诗人兼学者共同完成。书中作者联系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了富有原创性的看法。该书和他早前出版的《诗学与时间——神学诗学引论》在国内诗学界开出了一条新的研究进路,对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神学诗学的形塑和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推动、引领作用,亦可与传统诗学互看互动。

关于“神学诗学”,刘光耀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愚以为,神学诗学之首义当是神学。即要懂神学,知《圣经》:不知经,何以诗?这是不少朋友阅读时文时的常有之感。当然,话说回来,懂神学、知圣经者也未必就一定能写出好诗。留心其作者自称有基督信仰的诗作,这一点让人印象很深:不少诗作给人的感觉是有信仰,无诗歌;或有神学,无文学,即有了从圣经角度看无所不当的东西,但却没有了文学的美与魅力。这便引出了谈论神学诗学的另一层缘由:如何使基督信仰精神能文学地、富于诗之魅力地传达、表现出来呢?”

日前,基督时报邀请刘光耀教授分享了他关于“神学诗学”、“基督信仰与文学”等问题的一些心得。他尤其谈到自己的基督信仰经历对其相关想法形成的内在影响。他认为,“基督教信仰是一种诗性的信仰”,而如何达成“信仰的诗化”而非文以载道式的“诗的信仰化”,是我们今天处理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的关键。

刘教授特别钟情于以基督教神人思想作为诗学的元叙事。“神学诗学所以与其他诗学不一样,就在于它的元叙事是扎根于上帝信仰的神学”。与此同时,刘光耀教授还始终认为,在不同文学形式、风格和主题的创造中,基督信仰有着丰富的资源和无可穷尽的创新的可能性,“基督徒不能把创造只留给非基督徒。”

在这方面,已经退休、年逾花甲的刘光耀认为虽然神学诗学刚刚起步,但他相信有着长远的未来。他说:“我要对自己说:‘老头儿,加油!’”

基督时报:刘教授,您早年研究和关注的主要是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上个世纪90年代您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向基督教哲学和神学美学,尤其提出“神学诗学”。您个人在研究方向上的转变,是否与您个人的信仰经历有关呢?您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吗。

刘光耀:转向基督教哲学,确切说就是1990年。这里有内外两个原因。“内”是在个人知识兴趣上,我一直比较喜欢抽象思辨,喜欢沿着事情的理路,一层层地往究极处想,寻找那个堪称根本的或终极性的东西。多年来我对形而上学一直情有独钟,即使在尼采、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很风行的那些年代,我兴趣亦未稍减。正是这一点引导着我向基督教哲学的转向。因我解悟到,文学理论问题的解决需要上溯到比它更高的美学,美学问题的解决需要向哲学上溯,而哲学问题再深入,则要涉及宗教,宗教自然涉及宗教哲学。当然,宗教哲学有多种,比如佛教的、道教的等,我是选择了基督教哲学。我想,这可能与个人的心性偏好,也与个人在知识浸润上受西方哲学影响较多有关吧。九零读研究生期间,专业是文学评论,但读得较多的却是基督教哲学。往后思考的具体问题不断有变,但基督教哲学这个主线是始终未变的。也正是对基督教哲学的持续思考,最终帮助我由对基督教的理性认同,走向了情感、心灵的认同。

我1999年复活节受洗,之后的近20年间,信仰上的领受、经历逐渐深入、成长,复又成了我基督教哲学思考的动力和源泉,两者是互溶互渗的。

另一方面,向基督教哲学转的“外”的一面是得益于我的老师何光沪先生。九零年上学期,我在鲁迅文学院有一个学期的课,其中有何老师的基督教哲学。何老师渊深精湛的讲述,深邃清澈的目光,圣徒般精纯热烈的人格,深深打动、感动了我。何老师以后多次赠书给我,在阅读和思考上给了我许多的帮助。不仅仅是学术方向的修正,何老师是教导我走向真光的老师。我从他受益至今,终生难忘。

关于向神学美学上转,以及提出神学诗学说,情况稍复杂些。对于广义上也算属神学美学的,比如奥古斯丁、马利坦等的关注较早,因要了解西方美学嘛。但对神学美学,则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学者介绍其集大成者巴尔塔萨时,我才知道(编者注:巴尔塔萨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神学家和美学家,他的“神学三部曲”以真、善、美三个基本范畴为中心)。说来惭愧,虽然我主持创办了国内首家神学美学的专业辑刊《神学美学》,但我对巴尔塔萨用过点心思的,还是作为其神学之骨架的形而上学。他的神学美学本身就是一种神学,一种形而上学。

我的信仰是循着形上思考、随着对基督教哲学的探究来的,信仰之中的诸多领受也需要求得基督教哲学思考的回应,需要原有的形上思考在信仰规约下做出调整、推进。信仰和理解两个轮子对我来说一个也不能少。信仰之前,是“理解暗中摸索信仰”,西方式思维方式与基督教信仰也许有更多的亲缘,我不敢说是圣灵在我心里动工,也不敢说是上帝在暗中引导。但“太初有道”,即神圣逻各斯。在形式上,逻各斯(logos)即言、言说,合乎逻辑、遵循逻辑的言说。我体悟到,只要是讲究逻辑、合乎逻辑的言说,人就已经站立于圣言之光、圣灵之光当中,已经处身于其之规约和引领之下了吧。当然,信仰后就是“信仰明里寻求理解”了,信仰要求它的尽可能清楚的理论表达。

基督时报:关于“神学诗学”您投入精力甚多,无论是对其理论探讨、还是在具体的诗歌写作上,您都有许多的作品。您认为“神学诗学”,无论是对于基督徒、教会而言,还是对于中国的诗歌理论与创作而言,有怎样的意义呢?

刘光耀:非常感谢您的理解!不论理论还是写作,尤其是理论上,神学诗学都是我操心较多的。

我想,如果说还有点意义,可先说对基督徒和教会的意义。这一点又有神学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两个方面,先说神学诗学吧。 

一、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学人(即喜欢学问、以学问为志业的人),我在做着些诗学努力,在积极参与通常所谓诗学的构建,虽然我的诗学是“神学诗学”。信仰上我属于基督徒群体的一员,在文化上则是公众的一员,是一个公共文化创造的参与者,和普通学人没什么不同。  

二、我给自己的设想取名“神学诗学”,是想既与通常诗学,也与别的基督徒的诗学区别开,表明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三、“神学诗学”显得像是个有点系统性的诗学理论的名称,不论它是否已经能算上有点系统性了,我这么说表明我是有心做出这样的努力的。

在诗歌写作方面,我想我的诗歌也许算得上一种“诗歌神学”?当然,我不是有意要以诗歌做神学,也不是要“文以载道”,更不是要用诗歌写神学讲章。和一般诗人一样,我写自己的情感起伏、灵魂悸动、生命的呼号、升沉甚至抽搐、裂伤,有时几乎是咬噬自己的骨、肉。所有的这些会是这样,都是由渗透、浸润着个人心性汁液的信仰体验所酿造、淌流的,其中充满了生命的历险、苦痛、喜乐、彷徨和叩问,而所有生命中的那些东西则是同信仰、同对信仰的神学性反思、询问血肉融合的。我的诗歌情愫是神学性的,我的神学思虑和着生命情愫,生命情愫和神学思虑于我是二而一。我想说我的诗歌是一种“诗歌神学”,就因为这种似二而一,因为其中的诗情与神学思虑是共溶共生的。因此,与之相对,也可说是“神学诗歌”,因神学思虑几乎全然化进了诗情。在这一点上,我和称自己的诗歌为“神味诗”的刘平有相似处。

第二点是,我的诗歌在基督徒和教会方面,虽也有朋友说了好,有人还写了评论,但我想喜欢的人大约不多。我参与了高师宁、何光沪两位老师主持的课题“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报告”,我写其中的文学部分,最近刚完成。我把当代基督教文学进路归纳为三大关切:公义关切、重生关切、个性关切。但前两个进路的明显居多,后一个则明显较弱,诗歌、小说、散文皆然。戏剧因为作家作品很少,后一个进路完全缺如。我不是说前两种关切里边没有个性。我的意思是说,从神学角度看,前俩进路与所谓肯定神学联系更多,在基督教信仰传统中肯定神学也一直稳居主流,自然其从者众。上世纪八十年代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复苏兴盛,依凭的即此一传统。最后一个进路,即个性关切,则与所谓否定神学联系较多。在传统中,否定神学虽也代有大师,但不是主流,其从者寡。不是说前者的创造性少,而是说后者之中个体心性、个性气质、生命体验的个人特殊性参与更多,更为强劲,其与信仰传统之间的龃龉、争议更容易发生,甚至常会有冲突、相悖。比如二十世纪俄罗斯的别尔嘉耶夫、法国的西蒙娜.薇依。就我自己的感觉来说,当代基督徒诗人作家偏重在否定神学传统的是少的,我则偏之较多。神学偏向影响信仰色调,也自然影响审美观照及其诗歌呈现。也许许多地方我与多人的区别是细微的,但审美感觉是很敏感娇气的东西,“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是我想象我的诗歌喜欢人不多的原因吧。

再说——只能说是“强说之”、“强为之言”——神学诗学对中国诗歌理论与文学创作的意义。我想,能不能说算是给中国诗歌理论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呢?

中国诗学史上没有神学诗学之说,当代基督徒作家诗人中好像也没有看到谁有此说。当然,广义地说,不论前边提到的刘平关于“神味诗”的说法,如所周知的施玮关于“灵性文学”的主张,以及莫非关于文学的一些看法,还有我主编的《神学诗学十四诗人谈》里有关作者的主张,在我看来(也许他们并不同意),都可纳入神学诗学的观察范围。但他们好像偏重在由汲取神学资源入手,思想某种文学观点,未曾有意构造一种比较完整的诗学理论,也未见有谁认真拈出“神学诗学”一语。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也许可算得“神学诗学”的“始作俑者”?“有聊胜于无”,有了好歹都有它的好吧。从此,中国诗歌理论群里又多了一个新伙伴、一种新声音吧。不管这个伙伴有没人搭理,对话的邀请已经发出。可能人们不喜欢甚至讨厌给诗学前头冠以“神学”之名, 也可能像当年为我的《诗学与时间——神学诗学引论》作序的高建平先生所说的那样,也许有人会觉得有点“原创”意味的东西该非西方人莫属,神学诗学迄今诗学界好像没有多少回应,虽然也不是全然没有。不能着急,当然也许回应永远不会有多少,最终音信全无。但这也很正常,碰上这种情况的人不从我始,也自然不从我终。

说到对于中国诗歌创作的意义,我只能三缄其口。若“强为之言”,我只能说一句:我集中写了些时下诗人们不大在意的十四行诗——我的小诗集《爱,死,忧郁,天使的迷狂》里有三章都全由十四行构成,总计40首,其他部分里也有一点。我的写作尝试让我体会到:十四行诗虽然只有短短十四行,思想容量却可以是很大的。

基督时报:关于“神学诗学”在目前,您认为大致的一个状态是怎样的呢?有怎么样的发展?又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刘光耀:就我自己的努力来说,主要在《诗学与时间——神学诗学引论》和《神学诗学十四诗人谈两书当中。此后,专谈神学诗学的文章只有一篇,即社科院有关所等的《外国美学》第20辑(2012年)里的“灵性、诗性互看:我向神学美学期望些什么?——一个神学诗学思索者的独白”。

此外,在查常平主编的《人文艺术》上有两篇文章:第十五期(2016年)里关于岛子诗歌的研究,“新范式:岛子诗学、诗艺与诗歌——《岛子诗选》研究”;第十六期(2017年)里结合本人的寓言写作谈寓言的理论文章,“终末论视域:寓言时代的寓言”。这两篇不是神学诗学专文,但与之相关。此外就没做什么了。

巴尔塔萨的《神学美学》、《神学戏剧学》、《神圣逻辑学》两年前曾经尝试组织完整翻译过来,很遗憾没做成。

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的王忠欣博士曾说过,我的神学诗学引论分别说了抒情诗、叙事类、戏剧类三种文类同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形式上的同构关系,但圣父子灵是三位还是一体,这一点的相关论述缺如。他讲的切中肯棨。这个缺陷是结构性的。另外,关于几大文类与圣三位一体的同构关系,在逻辑辨识上,还要再做点功夫。对这本书我有打算找时间再做些修改补充。只是这几年兴趣时时移动,又“转向”到了寓言和影视剧本写作上,尤其是寓言。虽然也无从发表(寓言在新加坡《新桥》发表过一点)和拍摄,但兴趣使然,乐此不疲。不过《诗学与时间——神学诗学引论》我有修改增补或重写想法。

令人十分高兴的是,这几年随着基督教文学的成熟和日益繁荣,涉足神学诗学的作家诗人和学者也日益增多,在《神学美学》、《人文艺术》、《基督教思想评论》、《基督教文化学刊》、《基督教文化评论》、《<道风>汉语神学学刊》(香港)、《神州交流》(澳门)、《汉语神学论评》(台湾)等辑刊,以及民刊《杏花》(《世代》)、《自由》(张绍民主编)里都可看到涉及到相关问题的文章。一些基督徒诗人、文化人的微信群里也时不时会有些文章、议论冒出,有的很精辟。还有些平时似乎与诗学不搭界的学者偶尔涉及,都会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洞见。

不足的是大多数文章、议论,缺了些系统性的学理考量,观点大多灵光乍现,吉光片羽,显得有些随意、零碎。这一点也应就是神学诗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吧。个中缘由在于,在传统或一般诗学里,神学诗学论述几乎缺如,纵有只鳞片爪,如吴鱼山,也被淹没无闻,几乎可忽略不计。因此,个别片段性的看法,难以形成与之对话的力量。诗学界很容易因为你是“基督教”的而断然判你学术不达标,懒于认真对待,将你束之高阁。而与此同时,不少基督徒的诗学言论,也的确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赘言之,如何既不失神学诗学的神学品质,又拥有充分的诗学学术质地,有和一般诗学相比一点也不少的公共性,似是神学诗学目前最需深入思考的吧。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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