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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理性启蒙

作者: 康晓蓉 | 来源:基督时报 | 2017年05月02日 09: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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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让一个混沌感性而自我惯了的民族有理性和长远一些的看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得负起这个责任,义不容辞。何出此言,为什么不是教或哲学理性?且冷静地从“常识”来看看:

一、佛教的理性启蒙在平面的维度已经到顶,没有纵向发展的能力

有深入的调查显示:近几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发展速度放缓,信徒增长量低于佛教、道教、瑜伽、儒家等的数量。这至少说明:从宗教发展角度,基督教在中国并没有竞争优势。或者说没有体现出它应有的优势,其影响力远没有基督徒自我感觉那么乐观。为什么?或许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宗教的修身养性、心灵慰藉、现世福报、生活建设等的功能而言,这些都不是基督教的长项,更何况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想和千百年来已经在求提升境界、搞好身体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本土宗教相较,有点以己之短攻人之长的味道

基督教的长项在哪里?在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的救赎,和由此带来的生命的全新开启,这开启包括智慧的发端,让蒙恩之人从生命态度,思维方式、行事为人不是修修修补补,而要彻底翻转,从属地到属天的。这个翻转和纵深的维度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实在是要从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除了上帝的真光和大能,谁能做到呢。简而言之,基督教得让中国人从生命根底到头脑知识都能朝向天空,向下扎根,向上伸展。这是福音在中国的十字架,不背这个十字架,福音怎么传都容易“打水漂”。查究一些基督教的极端或异端,之所以能牢笼人的因素之一,多是绕过十字架,给人以某种方便法门。

这也是上帝给基督教在中国的现实使命,佛教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平面维度上对国人做理性启蒙。为什么佛教能逐渐在中国生根?除了和中国原有文化本质上是“一伙的”,思维上都是自求式的、向内式的而容易“兼容”之外,它给国人带来的裨益是不可抹杀的。其裨益主要有二:一是提供了心灵空间。试想如果没有佛教的慰藉,成百上千年来在现世“肉搏”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精神病,全民发疯也不是没有过。二是初级理性启蒙,佛学的思辨性给国人是上过思维体操课的。唐宋佛教鼎盛时一座寺庙就办有一所学校,对中国人的理性操练还是功不可没的。后来的儒家、道家等吸纳了佛家的一些思维特性,渐成佛道儒不分家。

但是中国文化骨子里不喜欢理性,也懒得理性。从佛教各宗派在中国的发展也可见一斑。佛教出现过很多派别,主要有八宗:一是密宗、二是禅宗、三是净土宗、四是唯识宗、五是嘉祥宗(又名法性宗、空宗)、六是华严宗(又名贤首宗、法界宗)、七是律宗、八是天台宗(又名法华宗)。即通常所说的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大宗派。其中思辨逻辑最强的当是唯识宗,唐僧玄奘千辛万苦西游17年取经回来,先后译出瑜伽学系的“一本十支”各论,并揉译了《成唯识论》,奠定了唯识宗的理论基础。和弟子神昉、嘉尚、普光等皓首穷经、青灯暮鼓,依五位百法,判别有为、无为之诸法,主张一切唯识之旨。后来因为太难而销声匿迹,近年来始有恢复。

发展很广的还不是禅宗,是净土宗。为什么?净土宗的修行方便多门。方便得很,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往生,大众就喜欢这样的。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净土宗的高僧大多来自于禅宗开悟后而转入净土,或由天台、华严等宗行人而回归净土,也有因修密法而生西方净土的。经累代的深研集发,在教义和操作性上都深刻而又简便。比如说它特别强调“信”,并且将怎么信说得清楚,实践性也强——抓住信经,教义简明,便于操作。然而没有上帝特殊启示的这个直接的从天而来的维度,人的理性和思维迟早会来到它的极限,并因人的深重的罪性而积重难返。佛教暴露出来的功利性、妥协性和现实依附性,没有力量再在理性启蒙上起到更多的作用。

二、追根溯源,让人回到启示真理的源头大光

“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对民主和科学的一个形象的称呼,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两面旗帜。然而对这两位先生不知源头的理解和不正确的使用,让中国百年来经历的乱象和付出的惨痛代价,怎么“拨乱反正”都不为过。早在上世纪三四年代就有国学大师敏锐而直接地指出过:中国学西方,好的没有学到,坏的全学到。民主和科学的根本在基督信仰,在真理开启下的生命更新,理性蓬勃,中国若再不被真正的理性启蒙,还会爆发疯狂的乱搞和崩溃。

为什么同样是文化启蒙,路线和结果相差辽远?在法语中,“启蒙”的本意是指“光明”。当时的启蒙运动者认为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引导世界走出充满着传统教义的、非理性的、盲目的、以及专制的时期。那时的文化批评家、宗教怀疑派、政治改革派皆是启蒙先锋,认为人们有责任依据理性为社会、道德、宗教、伦理等奠定坚实的基础。其中大部分的领军人物都对上帝信仰而敬虔,丝毫不亚于虔诚的信徒。但因各种原因,有来自宗教改革派或保守派的,有来自无产阶级专政宣传的,他们多被“妖魔化”。加上启蒙运动以来在发展中过分举高理性和自身的内在问题,让后来人逐渐舍本逐末。

对于当今中国,传福音的同时诚实地本着文明的源流,让人看到民主和科学的本源在上帝和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并且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可以在任何一个时代来光照和带领的;让人懂得在历来注重感性和不可言说的中国文化中理性启蒙的重要,以及“常识”和普世价值的根基所在——上帝之光才是一切价值的价值,实在是当务之急。而不是就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的传播本身而言。文化本就是江湖,也是浆糊。各民各族都有其文化,哪国哪族的文化都或多或少对世界文化发展提供点亮光和通路。这时越发能理解一百多年前的宣教士们为什么得暂缓福音,广开学校、医院,福利院等,既走“戴德生路线”,又要走“李提摩太路线”。

现在传媒哄抬下不少有影响力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所信的,所高举的,不是国学,也不是福音,是追求“常识”和认可普世价值。但如果没有真理大光的照耀,没有看到这些常识和普世价值是多少人在上帝的感召下的努力,以及其间掺揉的人文理性的实用性,容易中了撒旦的诡计,堕入世界性的世俗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教会认识到开办基督教教育的紧要,而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也勉力而为。在开设课程上,天主教的教育有值得学习的。比如百年前的成都彭州的白鹿乡就有“初修院”、“中修院”和“总修院(又称神哲学院)”。当时的教学安排:初修院4年,学习语法、经文、教会礼节、中文、算术、地理、历史等。中修院(又称领报修院)5年,开设拉丁语的语文、作文、道理、修辞、历史、罗马战争史、波斯战争史,天主教基础、教义、条规,听弥撒,中国古典文学、数学(三角、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总修院(神哲学院)6年,先学两年哲学(逻辑学、本体学、形而上学、宇宙学、心理学等),后学4年神学(伦理神学、论理神学、教会法典、教会礼仪、教会历史、圣经等)。同时开设一些中国古典文献课。相较而言,基督新教的神学院和基督学堂所开的课程面对更新的社会和知识的挑战,着力在福音的根基,并从基督教怎么来肩负在中国的理性启蒙,从而在另一“非基运动”中站稳脚跟,照明黑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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