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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沈迦谈新书《一条开往中国的船》:我们不该参与对传教士历史贡献的遗忘

作者: 王新毅 | 来源:基督时报 | 2016年01月20日 09: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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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迦资料图片。(图:基督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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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上一次藉着史料和书籍带给国人走近真实历史的《寻找•苏慧廉——传教士与近代中国》2013年出版还仅仅2年多的时间,作者沈迦再次携他的新书《一条开往中国的船》与国人见面。

沈迦,温州人,曾为《温州日报》记者,现移居加拿大。近年致力于温州基督教史及苏慧廉等传教士研究,其2015年著作《寻找·苏慧廉》获得2013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新京报》年度好书等多种奖项。

他的新书《一条开往中国的船》是继《寻找·苏慧廉》出版后继续寻访调研,利用未用尽的一手材料,陆续撰写了十余篇独立文章,继续叙说与苏慧廉有关的传教士在华的往事逸闻。其中有涉及胡适的信仰认识及与苏氏父女的交往,这是早已汗牛充栋的胡适研究所忽略的;还讲述了翁同龢家族这个晚清文官家族如何与传教士交往,并由此影响了后辈的传奇生活;《陈寅恪受聘牛津的缘起》则首次披露了陈公与苏慧廉承前启后的关系。寻找、写作苏慧廉的背后故事也有记录,如《英伦“寻宝”三记》《牛津寻找苏慧廉墓地》等,作者寻访前人足迹遍布几大洲,不乏曲折离奇之经历。书中另有部分文章是与温州近代史有关的,苏慧廉在温州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由他的视角回望这座现在闻名遐迩的城市,不论是重新解读枫林教案的起承转合,还是考证艺文学堂的细枝末节,作者都能用鲜见的域外材料,说出不一样的故事。作者虽以运用史料、考据史实见长,但在铺陈、叙述时亦具备技巧,把历史写得既扎实又好看。还有很多来自海外的珍稀老照片,也是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日前,沈迦在接受搜狐网访谈分享新书以及他对历史的感悟。他尤其谈到一个话题“中国历史如何主动参与了对传教士的遗忘?”

沈迦谈到这是上一本《寻找·苏慧廉》的补充本,从对苏慧廉的探讨扩展到中西文化交流的范围。他本人很好奇的一个话题是既然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上做出了许多深远和实际的贡献,后来提到清末以来从西方“开往中国的船”,中国人往往想到侵略中国的英国炮舰,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被污名化的一个群体。为何我们的历史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他首先指出,晚清的传教士经过连续几个月的舟车劳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没有政治和经济目的,而是对中国人充满深切的爱心,带来现代文明和传教士精神。但今天的读者很难相信这一点。对此,沈迦在对话中谈到他的理解:

节选一:

搜狐文化:今天的读者难以相信,可能是现代人出了问题?

沈迦:是现代人出了问题,现代人活得太世俗。

搜狐文化:围绕来华传教士,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会忘记本该记住的人?是无意,还是有意?您打开这个历史的魔咒了吗?

沈迦:在文字上,我写“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其实应是“有意”,今天中国历史是有意要忘掉这样一些人。“无意”,因为不知,“有意”就是知的,知而这么做,才是更可悲的。近代的传教士不止到中国,亚洲他们还去韩国、日本、台湾、东南亚,还去非洲、南美洲,别的地方好像都记得。非洲人比我们文化可能低些,但非洲人都记得,为什么我们忘记了?

搜狐文化:有意遗忘,还意味着误解。提到传教士,很多人仍然和“文化侵略者”划等号。

沈迦:在我这一代,应该还包括比我更早的一代,我们受到的历史教育,日常渠道给我们推送的,对传教士是污名化的。想起来就是穿着黑袍子,挂着虚伪的十字像,干着不可见人的勾当。包括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司徒雷登给人就是这种印象。但从我了解的来讲,司徒雷登本人的行为接近圣徒。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历史一定不能掩盖,他办燕京大学……我有一次跟社科院欧洲所的老所长陈乐民老先生去五塔寺,那里保留着很多的天主教传教士的墓碑,他们中很多人当年死在中国。陈老先生是做欧洲启蒙运动研究的,那时我没有真正开始研究传教士,但我倾向传教士,我跟他讲,中国对传教士的污名化太厉害,对他们的功过最少应该七三开吧,七是好的,三是不好的。陈老先生那时候身体已很不好,他听我这么说,拿着拐杖在地上跺,说:“他们哪儿有一点不好?” 陈老先生平时很和蔼,说话都是很轻的,听我这么讲,竟拿着拐杖在地上跺,给我很大的震动。陈乐民先生2008年去世了,他当年最大的希望就是中国人能得启蒙,这是他一辈子课题,也是一辈子的使命。

搜狐文化:没有一点不好,不会太过绝对吗?

沈迦:传教士中当然也能找出几个不那么好的,但这是很少的比例,整个群体是可歌可泣的。晚清来到中国来的有三拨外国人,一拨是传教士;一拨是外交官、领事大使,包括他的家属;还有一拨是商人。我们往往会把三拨人混为一体,他们来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要区分开的。政治家蛮难评价,各为其主;商人是无利不起早,当年不是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吗?传教士既不为国家,也不为钱。我们一定要明确,传教士不是他们国家派的,跟他们所在的国家没有关系。比如司徒雷登来自美国,他做传教士期间,不是拿美国政府的工资,是教会给的待遇。传教士为上帝服务,他们谋求天国。天主教神父还是不结婚的,家庭和子女都没有,钱对他来说更是没太大意义。

而国人主动遗忘和重新捡回这段历史都是因为功利。他用了“苍凉”二字形容温州对于苏慧廉的遗忘。

节选二:

沈迦:......1926年,苏慧廉因处理中英庚款的公务,代表英国政府回到中国,当时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太太身体更不好。期间只有短短的一个多礼拜的工作假期,他本可以在上海旅游、休息,但他还是决定带着全家从上海到温州,因为他觉得温州就是他的家。1925年前后正好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鼎盛的时候,1925年有“五卅惨案”。他满怀乡情回到温州,看到的就却是反帝浪潮,外国人已经成为敌人了。他当年亲手建立的教堂、学校、医院,还有当年培养出来的那些亲如家人的人,已经把他这个外国人打成敌人。即便这样,我所看到他当年留下的材料中,关于那段到温州的回忆,一句埋怨都没有。

搜狐文化:您用了“苍凉”这个词。

沈迦:确实是苍凉,他曾经为这个地方和人付出很多,现在全被反掉了,作为一个人,应会有这种苍凉感。但他没有抱怨。他不知道若干年以后,还会有一个人来看他当年记下来的内容。那些当年的记录原不是写给别人看的。面对“恩将仇报”,我认为他真是有博大的胸怀。

搜狐文化:温州人在苏慧廉的帮助下建立学校、医院、教堂啦,走向现代化,而后经历反帝反封建,百年发展后,用您文章中的话说“言必谈炒房”的温州人的记忆中,还有苏慧廉么?他的影响还在吗?

沈迦:温州这片土地上的人,跟中国其他土地上的人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依然是健忘的,依然没有真正用心去记住别人曾经为我们所奉献的,那1925年的民族主义情绪下所谓反帝的状态,只会在今天不断地重演。

《寻找·苏慧廉》一书中提到的学校、医院,今天也会拿苏慧廉宣传自己的历史。凤凰卫视2014年拍了部同名的纪录片,医院拿来在门诊大厅播放,但我一点都不高兴。现在国内很多著名医院、大学都在重新写历史,续上传教士创建那一段,以显示我的历史是如此悠久。我在琢磨,当年你们也参与了遗忘,并且参与了主动的遗忘,你们早年编的院史、校史都有意撇清跟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的关系。今天重新捡回来,跟当年把它扔掉的动机似乎是一样的,只是把它做成一个招牌而已。如果只把传道士留下的当作一个东西,有用的时候拿来,没用的时候弃掉,那还有一天会把它再扔掉的,是不是?这才叫可悲。

司徒雷登故居在杭州也开放了,很多地方政府现在是把传教士遗迹作为旅游经济驱动的。如果把它当成旅游产业,多可悲。我认为传道士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它曾经赋予医院、学校一种精神,而不是给你一个可以贴金或者遮丑的东西。如果今天的医院还能有传教士的精神,能有这么多的医患问题吗?医生要穿防弹衣上班吗?今天我们讲民国风范,大师辈出,民国时代的教育,教会学校是很大的部分。今天的教育又是什么局面?传教士当年做慈善带来红十字会,今天的红十字会什么样?丢掉的是这种精神。

同时,沈迦呼吁说,我们需要正视第一波现代化,尤其是更加看重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启蒙,而不仅仅局限于物质,这样我们的第二波现代化才能更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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