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1980年生，评论家、学者、诗人。2009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出版有《分裂的想象》等著作多部，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中国年度青年批评家奖”等多种奖项。同时从事诗歌写作，出版诗集《虚语》等，获“人民文学年度诗歌新锐奖”等奖项。他对于80后这一代的人生和未来有很多思考，曾经出版过《80后，怎么办？》，是青年一代有思考、有思想的批判家。
今年圣诞之前，他接受了凤凰网读书频道主编、诗人严彬的访谈。杨彬评价他说：“杨庆祥，我目前所认知的中国最优秀的青年文学批评家，诗人”，访谈采用的是微信对话的方式，尽量口语的，轻松的，能够展示真实自我的一种形式。
对话之中，杨庆祥谈到时下时代的问题，以及我们需要更多对于心灵和精神的关注与思考。他谈到，当下的一个时代是堕落的时代，同时面对中国现在追求的一些神秘主义、复古主义的东西，他表示反感，并且认为大众追求精神上的满足这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中国的精神工作者没有提供有效的产品和观念。
以下是对谈录中的一些摘录：
杨庆祥：教育是个大问题。我觉得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现代的教育。真正的现代教育应该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学院内的知识教育；二是以社会舆论为媒介的社会教育；三是以心灵为对象的自我教育。这三者缺一不可。就我自己来说，我的自我教育最成功，社会教育次之，学院教育基本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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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彬：.......你很早就对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有主动的认识和观察。通过你的作品《80后，怎么办？》，我知道你在近十年前就对1980年代生人的生活状况做过大量调查。这个群体的状况，包括你我在内，我们的困境和个性，在你的书里，以及多次会议和媒体上，已经大量谈到。在如今这个情况下，仿佛这个社会群体是由大量的失败者构成的。你如何看待“失败者”这一角色和他们的处境与出路？
杨庆祥:失败者并非指具体的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我把它理解为一种结构性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情势中的一种社会症候。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会发现，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失败者。这说明我们的结构出了问题，导致了自我认知的单一。
严彬：造成这种你所说的结构性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如此敏感于失败，而不是诸如幸福、满足之类的东西。
杨庆祥：社会转型过于急促。精神还来不及适应这种快速转变，积压了太多的负面性情绪。这个问题几乎无解，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等待历史完成它的逻辑。
严彬：也许这是通往新文明的必经之路吧，身处其中的人需要作出牺牲。伦敦和洛杉矶也是经历过极为严重的雾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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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彬:是啊！现在流行那句话，“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我有时就想，这种看上去像梦想，实际大多是妄想的东西，为什么这样具有煽动性？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它，而不去更大限度地花心思认识自我，追寻属于自己的东西？人的痛苦和焦虑也总是来源于此啊。
杨庆祥: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里面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他说现代人的悲哀就在于总是想象不存在的事物，而忘了此时此刻。大部分人是不敢面对自我的。因为不敢面对，才大谈颠倒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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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祥：我担心的是这一代人害怕这个难，恐惧这个难，最后回避了与历史对话的勇气。
严彬：能够直面历史的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人，包括我们这一代人，恐怕也只是成就了这样一个时代。
杨庆祥：每个时代大概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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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彬：恩。你访谈过一些不同特征的人，普通打工者，成功成为小老板的打工者，海归，他们各有各的80后经验和处世之道。作为1980年生人，你又是如何理解和处理自己的焦虑和困境的？可以具体一点。在和你聊天的时候，我也在看另外一些人说话，“人潮人海中，又看到你，一样迷人一样美丽”……快乐也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还在各种文学作品、音乐和美术作品中，去创造这种快乐。人们用夸张的表情去回应另一群人的苦闷。
杨庆祥具体来说就是我会很努力去做每一件事，每一件当下的我眼前的事，但我几乎不考虑做这些事的后果。结果这个东西，就属于我说的颠倒梦想。抽象来说就是，我有一个哲学，这个哲学是死亡哲学，既然每个人都要死亡，那还有什么好焦虑的呢？死亡内在于我，它让我获得超越性......所有的节日都是用一种夸张的热情去回应人生的苦闷和庸常。要么加入他们，要么沉默。我往往选择沉默地祝福人类.....一些人在沉默中爆发，一些人在沉默中灭亡。这有何需答案？永恒之主在看着我们呢。如果不喜欢永恒的主，那就和命运的妓女接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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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彬:.....你对“80后怎么办”提供了几点主张：重建历史维度、审美解放、社会实践——建设小的同共体。你的一次讲演的名字叫做“可以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吗”。你觉得这样的世界会到来吗？如果想象有效的话。
杨庆祥：我非常谨慎犹豫迟疑地回答你这个问题——根据经验，这个世界不会来到。但正是因为它不会来到，它才会一直内在于我们。这就是我的回答。布莱希特也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他回答如下：一个新世界，是的，但什么时候？？
严彬：也许不能再强求更好的回答了。就是这样罢！
聊一个实际的小问题，也是你曾经提出的关于社会实践的主张——要反对一种浅薄的神秘主义，一种浅薄的一种完全没有理性的一种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崇拜中。尤其是，当一个时代最精英的大脑都去沉浸在一种复古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时候，这一个时代是一个堕落的时代。
杨庆祥：是的。我坚决反对这种复古主义和神秘主义。
严彬：就在昨天，清华一位女生从北京一个寺庙的“盲修”中坠亡，何尝不是这一种“堕落”的悲剧之一。
杨庆祥：具体的事情不好评述。但这个案例也许证明了我的担心，在自我和理性缺席的前提下，一切的复古主义和神秘修行都是耍流氓！
严彬：前一阵子，一位演艺界贤达的坐床仪式，也成为一时笑谈。为什么如今这种神秘主义有一种越来越盛行的趋势？
杨庆祥：这太复杂了。简单说吧，人的精神需要归属，而中国当下又没有真正有效的精神生活形式。我们的人民不得不去求助于浅薄的偶像崇拜。但我想说的是，人民没有错，责任在于人民没有错，责任在于精神工作者，我们没有提供有效的产品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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