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一篇名为《灾后社会重建的重要资源：宗教信仰》的文章中，作者敏锐的提到，汶川地震灾后的重建，不仅仅局限于钱财物质的捐助，它必然要涉及灾区民众的精神重建、认知重建与社会重建等重要方面。一个稳定而诚信的“社会”重建，它们应当存在于国家和市场之外，同时也包含了信仰与认知的重建。所以，人们熟悉的各大宗教及其信仰体系，应当就是灾后社会重建的重要资源。
关于社会重建的艰巨性与重要性，文中强调，大灾中的生命救助主要是一种紧急救助行动的话，那么，灾后的社会重建则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社会过程。它更加需要社会的投入，需要社会的自主和自助，而不再局限于国家、军队、行政权力机构的指令式行动了。因此，为生民立命，在灾后社会重建的层面上，更需要无数个体生命的自愿集合、自发组织、自主自助。这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工程和漫长艰苦的社会建设过程。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害，中国人基于对天地间最宝贵的生命的敬畏，开放了他们的家国结构，同时也开放了他们的信仰和宗教。
在救灾现场，不少的宗教组织、宗教基金会、宗教性社会组织发挥着它们特有的灾害救助、社会服务功能，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这些宗教组织，在这些救助行动之中，实际上就不局限于所谓宗教的信仰及其表达。他们为灾区民众提供的最基本功能，应当就是以生命信仰为核心的社会交往模式、组织整合行动。这些社会组织，凭借信佛、信基督教、信伊斯兰教的行动方式，把已经断裂了各种社会关系的人们再次聚合起来，进而为他们提供价值关怀和社会服务，共享生命高于一切的文化理念。
作者认为，对于中国人而言，终极状态下的关怀方式，是中国人很特别的信仰。这种信仰，平常或许难以见得，或许难以理解，然而在特殊情景和特别需求之中，它却能够呈现特别的精神功能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相对于那种乱七八糟的迷信而言，宗教是一种理性选择和社会行动方式。它们作为一种有规范的信仰方式，已经为当前灾区的心灵稳定和灾害救助提供相当制度化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