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深度访谈】“神学诗学”创始人刘光耀(下):基督教信仰是一种诗性的信仰

作者: 王璐德 来源:基督时报2017年09月22日 11:23

续:【深度访谈】“神学诗学”创始人刘光耀(上):我的基督信仰与诗学思考美学观

信仰实践需要“接地气儿”,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现实生活中如何活出信仰自是一个大问题。然而,信仰的内在却不可缺少对形而上学等各种抽象问题的大追问。

基督教在历史上之所以成为一种对人类发展产生深远作用的文明,与其在神学、哲学、美学、艺术、文学等许多这类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领域上有所建树息息相关。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更为推崇实用、通俗、便捷和快速的时代。然而,信仰的沉淀、文明的积累离不开思想和生活的凝练。

刘光耀教授,基督徒、学者、诗人,在国内,他提出了“神学诗学”说,并主编了《神学美学》辑刊,汇集了国内外不少学者有关神学美学、神学诗学的研究成果文章,其主题是对美学与宗教学、神学、哲学以及基督教与文学艺术的相互关系有多方面的讨论。他主编的《神学诗学十四诗人谈》一书,由十四位海内外知名诗人兼学者共同完成。书中作者联系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了富有原创性的看法。该书和他早前出版的《诗学与时间——神学诗学引论》在国内诗学界开出了一条新的研究进路,对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神学诗学的形塑和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推动、引领作用,亦可与传统诗学互看互动。

关于“神学诗学”,刘光耀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愚以为,神学诗学之首义当是神学。即要懂神学,知《圣经》:不知经,何以诗?这是不少朋友阅读时文时的常有之感。当然,话说回来,懂神学、知圣经者也未必就一定能写出好诗。留心其作者自称有基督信仰的诗作,这一点让人印象很深:不少诗作给人的感觉是有信仰,无诗歌;或有神学,无文学,即有了从圣经角度看无所不当的东西,但却没有了文学的美与魅力。这便引出了谈论神学诗学的另一层缘由:如何使基督信仰精神能文学地、富于诗之魅力地传达、表现出来呢?”

日前,基督时报邀请刘光耀教授分享了他关于“神学诗学”、“基督信仰与文学”等问题的一些心得。他尤其谈到自己的基督信仰经历对其相关想法形成的内在影响。他认为,“基督教信仰是一种诗性的信仰”,而如何达成“信仰的诗化”而非文以载道式的“诗的信仰化”,是我们今天处理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的关键。

刘教授特别钟情于以基督教神人思想作为诗学的元叙事。“神学诗学所以与其他诗学不一样,就在于它的元叙事是扎根于上帝信仰的神学”。与此同时,刘光耀教授还始终认为,在不同文学形式、风格和主题的创造中,基督信仰有着丰富的资源和无可穷尽的创新的可能性,“基督徒不能把创造只留给非基督徒。”

在这方面,已经退休、年逾花甲的刘光耀认为虽然神学诗学刚刚起步,但他相信有着长远的未来。他说:“我要对自己说:‘老头儿,加油!’”

基督时报:您在《圣经,诗,神学诗学》中特别强调,“神学诗学之首义当是神学。即要懂神学,知《圣经》:不知经,何以诗?”另外,您也特别提到一种现象就是“不少诗作给人的感觉是有信仰,无诗歌;或有神学,无文学,即有了从《圣经》角度看无所不当的东西,但却没有了文学的美与魅力。这便引出了谈论神学诗学的另一层缘由:如何使基督信仰精神能文学地、富于诗之魅力地传达、表现呢?”这两个是福音诗歌创作中需要注意的两大问题,但您认为要比较理想的既有“圣经”又有“文学”的诗歌,我们目前需要在哪些方面更多努力呢?

刘光耀:我想先对您所引的头一段话稍微做点解释。这段话紧接“不知经,何以诗?”之后的话是:“这是不少朋友阅读诗文时的常有之感。”结合上下文不难看出,这里的“朋友”指的是基督徒朋友。这些朋友因为信仰之故,会觉得无基督信仰的诗没什么价值,那样的诗里头已经无诗可言了。他们会认为不论诗歌如何特殊,总是要有某种观念承载、某种信仰及精神诉求的,而在目前,这种观念、信仰、精神,则非基督教莫属。这也与我1995年《基督教文化评论》里的“中国文学的终结与终结的中国文学”的看法相似。我觉得在现时代,从整体上看,除基督教,已经没有别的什么能够为人的精神生生不息地生长、伸展创造出不断延伸的空间了,在精神范型意义上,它们的生命创造力已经用完。不是说没有上帝信仰就不能再写诗了,也不是说无此信仰就不能在世上活了,而是说那样的诗已经难有多少新意了,只有基督教方能使诗歌恒在恒新,因为它将人的生命之锚系于永生。而无基督信仰地活着,然后,死了,埋了,没有永生的盼望,“幽室一以闭,千年不复朝”(陶渊明),有何意义呢?那篇文章的用语、论述如今看来不妥处不少,但基本意思我仍然坚持的。

因此,在您的上句引文里,既是对基督徒诗人说的,更首先是对非基督徒诗人说的。下一句就主要是针对基督徒诗人了:信仰精神的文学表现如何才能“富于诗之魅力”?我们目前需要在哪些方面多做些的努力?

我想,谈论这个问题,最好还是从诗学上着眼吧,因为这里讨论的不是个单纯的创作技巧问题。从诗学上来谈,也许话可能会显得空疏,大而无当。但写作技巧当然有其出处,那就是相应的诗学原则。在认识论上,诗的技巧先于诗学,诗学显得只是对诗歌技巧在认识论意义的阐释。但在本体论上则相反,诗学是技巧的源泉,它规约着技巧的东西。在逻辑上,这一点很明显:本体的东西是一切的基础。

如果这么说不错,我想,首先需要看到的就应该是基督教信仰本身的诗性,看到基督教信仰是一种诗性的信仰。

当然,关于诗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勘察。但从审美发生上,也就是人如何方能看到美,人的感觉如何方能感觉世界之诗意来看,诗性应是位于人和世界之间的某种“审美距离”之域。也就是说,在认识上,诗性位于如王国维说的我们对世界既入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地方。若是这样,那么,基督教信仰便正是一种充满诗意、诗性信仰。因为基督信仰就是既属乎天国而又不离大地,她所信仰的耶稣基督就既是出乎世界之外的神,又是入乎世界之内的人;他不属于世界,但又要在世界之中行过他救世的脚踪。

如果可这么理解诗性,那便意味着,基督教文学的文学表达,应该是既依据、内在于信仰,又出乎、超越于信仰的。前者是说对以教理、教义、教条等为主干的信仰传统的认同遵循,后者则可说是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对之保持一定的可即可离、若即若离之张力的自由。在形式上,人类根本特性,即是以行动对自己的知情意都包括在内的思想意愿的模仿。所以,亚里士多德讲文学是模仿。但很明显的是,文学的模仿不是实质性的,而是形式上的。即不是把相关的观念变成为实质产品的实践行动,而是把相关观念再次变成为观念之物,即变成为艺术形式。用柏拉图式的方式说,实践行动所模仿的是人的观念,艺术所模仿的则是关于人的观念的观念,是对模仿形式的模仿。也就是说,实践行动是观念的影子,艺术形式则是观念的影子的影子。

如此来看,即使对于基督教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信仰,也只能是关于信仰的信仰,是对信仰的艺术模仿,而那不言而喻便一定是某种超出、或超越于日常信仰体验的东西。那种东西是什么?试想:正如在神学里超越日常信仰的教条、教理、教义等的东西是逻辑一样,对于文学,除了可能是诗性、诗意的东西又会是什么呢?别尔嘉耶夫不认为原罪是人自以为大的骄傲,而是人放弃了上帝赋人之自由;他也不认为上帝在世界里掌权,而说在世界掌权的是王公贵族、帝王将相;上帝全在,但他不在战争、饥荒、鼠疫里。他说不要说上帝根本不需要人,那是对人的侮辱,更是对上帝的侮辱;人要在上帝身上诞生,上帝也要在人身上诞生,对人的救赎不是上帝的个人事业,它是上帝和人共同的事业。20世纪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终生拒绝受洗,但她作为基督徒的敬虔和深思,受到了包括教宗在内的许多人士的尊敬尊重。他们两个都信仰上帝,但也都“偏离”甚至改变了对上帝的(传统)信仰。他们的依据是什么?试想:不是包括了信仰、受信仰驱动但又对信仰具有某种超越性的理性、逻各斯,又会是什么呢?

因此,我认为,基督教文学应努力去做的,不是去“文以载道”,不是用“文学”去“载”信仰之“道”(“人所信仰的”上帝之道。这与上帝之道本身有分别。但对一个诗人来说却是无分的。因为你所信仰的上帝之道,不正是“‘你所信仰的’上帝之道”吗?)的方式去创作。文以载道,实际上乃是文学的信仰化,或“诗的信仰化”,是用信仰去“化”诗。这很容易将“诗”给化掉。读者在那里可以读到信仰,但读不到诗。信仰有了,诗即使不是没了,也很稀薄,很贫乏。因在“文以载道”中,道很容易被看成一种现成地在那里的东西,人只需去用文学形式将之“载”出即可。不少基督徒的作品所以无味,甚至味同嚼蜡(莫非语),原因大约在此。当然,这样的作品也自有意义,尤其在考虑到基督教文学在中国毕竟历史比较单薄更是这样。

我觉得,更合乎文学的做法,应是“信仰的诗(文学)化”。这很就不一样了。单单从字面上便可看出,“信仰的诗化”是要用“诗”去“化”信仰的。如前所言,很明显,在这里诗要高于、大于信仰,它要“出乎”信仰之外,用诗的方式去重新体验——即“模仿”——信仰之体验,即“模仿”信仰,让信仰在诗性之中“变相”地呈现出来。而这也就是使信仰本身的诗性从审美的诗性中升腾出来,将信仰之水化之为酒,使信仰的酒浆溢出酒香,香氛四溢。——也就是使基督教信仰的诗性诗意盎然。基督教信仰是诗性的信仰,但其诗性是内在的,信仰的诗化要使之外显、绽露,要使那诗性外化为“诗意”,使其诗性“诗意盎然”,如醇酒之香令人闻之而“如醉如痴”,不期然而然地前趋之,畅饮之,沉醉其中。信仰的诗化正应该是基督教信仰之诗性的题中应有之意,是其诗性的自我展露,自行绽放。“自行”的意思是:让你的审美体验对你的信仰体验超越一些,听凭你的审美情感对你的信仰之情自由流灌。

应能看到,这种信仰的诗化,也就是信仰的精神化,是基督教信仰之变成为、或“化”成为基督教精神。“基督教信仰”与“基督教精神”不可混淆,虽二者深相通连。信仰当然是根源,但精神之为精神,必与信仰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就在于信仰外之外的某个维度的介入。对于别尔嘉耶夫、薇依那样的神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一个好的神学家可三者兼——来说,这个信仰外的维度不可避免的只能是理性逻辑,是逻各斯(当然,理性背后有意志、情感等非理性的驱动力)。而对于诗人来说,这个“信仰外的维度”不是由“模仿”而生的诗性情感,不是关于信仰体验的体验、关于信仰情感的情感,又会是什么呢?

在关于岛子诗歌的文章里我说,黑格尔所谓“精神的东西里中国一概很远”情形在中国确曾存在,但岛子诗歌如今使这情形结束。我看不出有谁如岛子这般将信仰的诗性以如此“诗意”的语言使之“盎然”呈现的。随便看他一首《圣像》是怎么写的: 

你为何要画祂?为了不可见的罪罚——//我看见我的黑暗活着/纸背跃出一匹剖腹的马//未被邀请的同路人//蓝骑士睡去/夜与雾争执

简洁地说,岛子写的不是对基督教信仰来说很基要、也很“常识”的人的“罪与罚”吗?上帝为人的得救而死(“剖腹的马”),他光照人间,与人同行,但人却不接受他,他成了未被人“邀请的同路人”,人的得救之路已被明明白白给出,却还仍旧在黑暗的迷雾里昏昏欲睡、怀疑、“争执”。但是,岛子将这一切写得何其陌生冷峻,又何其魔魅惑人,更何其隐秘玄奥——也正因为这是难思难解的奥秘,它才令人欲受欲拒,欲迎欲逃啊!这就是精神,是基督教精神的诗意!岛子的语言为何若奇若幻,诗意琤瑽?为何不将“信仰”直接道出,诗的语言为何要同日常语言区别开来,拉开距离?岂不正是信仰“精神化”之所需?

基督时报:在您许多关于“神学诗学”的理论阐述中,非常重视从哲学的角度去看,这主要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其中是否也包括希望中国主流学术界和诗界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呢?您认为,“神学诗学”的创作如果能够更多走入主流,需要学术界和诗界有怎样的调整?而“神学诗学”又需要有怎样的调整呢?

刘光耀:哲学的语言具有最大的公共性。只有哲学语言才能消除神学诗学中的一些神学上的偏狭或局限,使之获得尽可能广泛的公共性,抵销人们对“神学”的偏见。我总认为,最好的神学应该努力是最好的哲学。那些哲学品味差的神学不是好神学。而较差的神学之所以较差,也就是因为它的哲学努力不够,在学术上犯了“懒惰”罪。因如果基督教信仰宣称自己信的是真理,是耶稣基督说的“道路、真理、生命”,那它的论说就没有理由不具备最充分的公共性。当然,神学作为对信仰的言说,根在信仰,其中无疑有言说不可抵达,不可全然理性化、逻辑化的东西,其中有一个难能彻底透明、永在哲学之前之畛域的东西。但这与争取最充分的公共性并不矛盾,因为在哲学当中这样难彻底以概念、逻辑明言的东西也同样是存在的。

因此,我努力从哲学去谈神学诗学:

一,有为得到主流学界、诗界尊重的考虑。

二,也为使学界、诗界能更多地晓得神学其实同样是求问、道说真理的学问,而且还是求取真理的必由之途之途。就像唐僧取经须经九九八十一难,少一难也不行一样,神学这个“难”也是必走的,且越早走越好,越能早得诗学、诗歌的“真经”。

三,也是最重要的,如前所述,这是神学诗学本身的要求,也是一个学者的学术冲动、学术道德使然——他当然想要求得最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关于为了神学诗学的创作走入主流,学术界需要做出的调整,我想,也许应是以更加宽阔的胸怀关注、接纳基督徒作家诗人的创作,不因其作品的基督教品质而轻忽之吧。实际上,每种文学程度不同地都是有某种思想、信仰、观念等方面的偏向的。在不少人心目中,好像文学什么都可以写,都需要阅读、研究,惟“基督教”的则可视而不见。这无疑是一种偏见,对学术和文学的发展繁荣显然是无益有害的。

另一方面,在诗学界来说,比对神学诗学的轻忽心态更需要调整的是,认真想一想自己的理论是不是真的堪称“科学”了?科学在本质上是演绎性的,于它最要紧的是有没有一个明白无误地确定下来的第一原理,和以之为根据所建立起来的概念系统。归纳、实验、经验诚然要反过来对它加以检查和调整,但它却是实验、归纳等的设计者和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在诗学界,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是缺乏根基,缺乏有原理性根基作依据的逻辑辩护的。这一点普遍存在,由来已久。我们的诗学界对哲学和科学的系统性、演绎性,对诗学的“第一原理”远远关注不够,这也是他们不太关注神学诗学的原委之一。因为,有什么能比神学更关注第一原理,更关注思想的终极根基的呢?而如果没有对终极根基的关注,又哪里会有上帝信仰,有寻求理解上帝信仰的神学呢?诗学界在诗学根本依据上的薄弱甚至缺失,肇因于诗学家们信仰上的薄弱、模糊、甚至缺失。

关于“诗界的调整”,我想,需要的还是在“信仰的诗化”上做功夫。没有什么比努力写出诗性充溢、诗意盎然的作品是更重要的。试想,如果我们有了与但丁、托尔斯泰、T.S.艾略特、R.托马斯、米沃什……那样的作家诗人,还要发愁能否“走入”主流吗?那是要样“引领”主流了哩。

关于神学诗学的调整,与此相似:要有学术品质比其他诗学一点不差的、体系上完整无缺的构建。当然,广义的神学诗学可以是各种各样、旗帜林立、百家争鸣的,我自己想的神学诗学更具体说是一种“神人诗学”。我特别钟情于以基督教神人思想作为诗学的元叙事。神学诗学所以与其他诗学不一样,就在于它的元叙事是扎根于上帝信仰的神学,其他诗学的元叙事则是别的东西。我所做的还很幼稚,最多算刚刚学步。但我的起点,即我的元叙事没有问题。这使我“道路自信”。

我要对自己说:“老头儿,加油!”

基督时报:谈到诗歌,您也说到“诗歌是早于神学,早于基督教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我们的先人都留下大量丰富的优秀诗歌遗产。我们要如何地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继承和创新呢?比如从西方的尤其是基督教诗歌;以及从中国大量蕴含着儒释道精神的古典诗歌?

刘光耀:不言而喻,没基督教就有诗歌了,诗不是基督徒创造的。这意味着,基督教也要遵循诗歌的根本法则:模仿。这一点没人能改变。我们能改变的也许只有一点:模仿的方式或角度。

我认为,岛子的诗歌所以重要,所以应看为中国文学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便在于他给中国文学呈现了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模仿方式:整体上从基督与敌基督之冲突的角度去模仿世界。这使得在一定意义上堪称岛子开启了一种诗歌及诗学的新范式。当然,岛子并非中国第一个基督徒诗人。就在当代,与岛子同时的基督徒诗人也是群星灿烂。所以说岛子是这种新范式的开启者,乃因其他基督徒诗人或基督教诗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此恕不赘)写基督/敌基督的冲突仅仅从世界的某一个方面,而岛子是从“整体上”。另外,岛子在诗艺上的成熟、成就、创新性达到了这样一种状况,他使基督教的诗性获得了非常充分诗意的表现,使基督教信仰完全地诗化了、精神化了,使基督教“信仰”成为了一种一切人群所能共享的“文学”。

关于对国内外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创新,我觉还最关紧的,还是“信仰的诗化”吧。您提到“中国大量隐含着儒释道精神的古典诗歌”。的确,儒释道各有各的精神。儒有儒学之学又有儒教之教,不是宗教胜似宗教;道则既有学又有教,道家哲学就是道教的核心;释家既学既教更不待言;儒释道精神实在也就是这三种宗教(儒至少是准宗教)信仰的精神。中国古典诗歌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把这三样信仰完全地诗化了。不论读杜甫(儒家多些)、陶潜(道家多些)、王维(释家多些),人们都觉亲切,起共鸣,不会因为因其属于某某信仰而疏远排斥。而且,还“三教合一”,信仰上多家杂糅的诗人如李白,大家也都觉自然而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西游记》要取的是佛经、《红楼梦》宝玉最终走入空门,这两本书的释家多些,但儒道又何曾少了多少?在精神、文化的意义上,中国古典文学最大的成就,就是“信仰的诗化”。这个“化”是如何化成的,我想也许应该是基督徒诗人最先要继承和发煌的吧。其次,是传统诗歌所酿就的那些诗意情感。比如,汉乐府的《上邪》歌: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样的爱情,不是黄金一样珍贵吗?在当代基督徒的情诗里,这样强烈的爱情之作有多少?北村的不少爱情小说写得不比《上邪》不强烈、执拗,但主人公却不是基督徒。就总的阅读印象言,在情感的丰富、强烈等上面,基督徒诗人缺乏《上邪》这样的作品。个中原因也许在于,大家会觉得这样的东西太人性化了,“属人”、“属血气”、属土的东西太多了,这些东西需要经过信仰的过滤、改造。但是,可否设想:人性若经过基督信仰的过滤,岂不会既更洁净,也更丰富、更强烈吗?基督教信仰信奉的上帝岂不是一个至高、无限的上帝吗?这样,以上帝为依据,人性生展的高度、强度、丰富性岂不应超过寻常人吗?何故竟要不及于常人呢?常人的“埃及的黄金”不是要“夺取”来而不是抛弃之吗?基督教信仰不是要削弱人性,而是要提升、丰富人性,使之更自由,更灿烂。只有这样,基督教文学才会比寻常文学更有创造性、更具创新力量!“基督教是积极的还是消极?”俄国哲学家、作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罗扎诺夫的同题论文(《神学美学》第四期)这么问。

我特别赞赏别尔嘉耶夫的话:基督徒不能把创造只留给非基督徒。

请允许我用自己的一篇寓言,来做这次采访的结束语:

周敦颐做“爱莲说”,心里想虽世界浑浊,自家却能“出于泥而不染”。他听说栊翠庵的披发女尼妙玉冰清玉洁,超凡脱俗,想这世上怕也就只有她堪与对谈了。他便乘了时光飞毯去拜访,果见妙玉清净得恍若天上清氛所化,便拿出“爱莲说”递过去,道:

“这世间,怕只我你‘出于泥而不染’吧。敝文终于也算没白写。”

妙玉读了,道:“贫尼岂敢同大人相提并论。大人周遭满是龌龊官吏、酸腐儒士,却还能‘不染’,何等样人;贫尼在这四面皆墙的小庵里,也还难敌市井飘来的污浊之气熏逼,时时要生些莫名的疾病出来的。”

周敦颐听了,半天说不出来,回去便将“出于泥而不染”改成了“出于泥岂不染”。惜乎后人喜欢前者,对后者回避不提,竟终于忘了。而妙玉则在周敦颐走后,用水将庵里庵外冲洗了两遍,周敦颐用过的绿玉茶杯,她也埋在了墙角梅树下。

——“出于泥而不染”是自恋的幻象。


如有共鸣和感动,欢迎赞赏支持,激励更多原创!

版权声明

凡本网来源标注是“基督时报”的文章权归基督时报所有。未经基督时报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公共网站、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或引用本网图文。欢迎个体读者转载或分享于您个人的博客、微博、微信及其他社交媒体,但请务必清楚标明出处、作者与链接地址(URL)。其他公共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公共平台如需转载引用,请通过电子邮件(jidushibao@gmail.com)、电话(010-82233254)或微博(http://weibo.com/cnchristiantimes),微信(jidushibao2013)联络我们,得到授权方可转载或做其他使用。

头条新闻

90后牧者谈:90后基督徒的牧养困境

图片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