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谈：“义”与“义”之推衍

“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圣经 阿摩司书五章21-24节）惟愿，上帝惟愿！草民之所求，不也正在这里吗？何为公义？正当的关系、正当的秩序、正当的分配、正当的所得。此乃从群体安生而言。于个体，同样如斯。律法之精义之所以为爱，正是在公义之具体定规而呈现。故而爱与公义互为一体，如硬币之一体两面，缺一不可。可惜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世人都犯了罪，都如羊走迷，偏行己道——这黄钟大吕叫人无法不仰望耶稣基督的义：在十字架的舍命与成全，为着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与救赎（哥林多前书1:30）。上帝之惟愿啊！圣经里707项出现“义”。是的，“祂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利米书33:16）。 

好像是管子比孔子更早提出“义”。“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仲，《管子·卷一·牧民第一》）这国之四维，何尝不也是人之为人之四维。中国先贤文化里实在满有上帝的恩典与启示！与说“仁”相比，孔子说“义”不多，一共20条文，24次。皆围绕如何学习、思考、持守正道而阐发“义”。这句话不正是义之最好注脚吗——“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见《论语·卫灵公》）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将“义”推及个人——我当做出这样的选择。就如在伊甸园，吃与不吃在人自己的选择。无论做出哪种选择，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为什么舍生而取义？因为“义”让我更近于作为人的本质吧。为“我”这个人作最好定义的不是生之短长，而是义之厚薄。 

恐圣人之言高蹈难行，后世渐成假道学。真求道、践道者反成另类。明代李贽 《答焦漪园》：“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纵观诸子百家，最近于圣经旧约思想的莫过于墨家，以身行先贤之道当数墨者。然墨家早隐于民间血脉，而不见诸庙堂。故而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说：“墨者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然蒙世大诟，以至姓名澌灭，与艸木同尽者，殆不知凡几。墨者无意自哀，而窃为其哀之。呜呼悕已！”墨者为之哀什么呢？

   难道是其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思想不为世之所用？绝不仅于此。关键点在“义”不复有天义、公义、正义、情义。这些“义”被掌权者凭一己之私来定义，利用。哀哉，哀哉！西方思想冲进国门，国人才逐渐恍然悟到：掌权者定义的“义”可能不见得有义，甚至根本无义，却信而遵之太久。兼爱与非攻的桥梁与达成者只能是真正的“义”。

    “义”之局限于伦理道德，并为掌权者所使用时，极大拦阻了“义”和义的推衍。“义”在政治上如何落实催生了法治，和对有效政体的探索实践。“义”在哲学的推进引领人们寻求更高的义。由此，耶稣基督的福音先在希腊思想区域落地开花。奥秘就在这里：真理是什么？不断追问这个问题让人来到人的思想尽头。当耶稣的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希腊思想区域的人一点即醒地听懂了，并欢喜接受了。也吸引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心智最敏锐者奉上自己的才华，为之建构为之圆融。加利利湖边的传说才没有沦为民间信仰，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义”在科学的推演丰富并升华着逻辑与认识论。后期的墨家思想包含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等。与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学，并称为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近代中国，科学倒成舶来品，墨者岂不为之哀。中国科研什么时候能更多获得诺贝尔奖，与义弘道显的时间有关。

   辛亥革命的早期成员和主要领袖多为基督徒，资金不乏来自教会奉献。其中日知会（以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所设的日知会阅报室而得名）的比例甚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估计有四分之三为基督徒。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八位领袖，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黄詠商、谢缵泰等都是基督徒。起义的两个指挥部都属教会物业。1900年惠州起义的领导者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史坚如、邓荫南、李纪堂等也都为基督徒，参加者中百分之三十是基督徒。后又多次起义仍未取得重大突破。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教会人士多加否定，与之划清界限。但也有少数者如长沙的黄吉亭和武昌的胡兰亭牧师，数十年间冒生命之险来保护革命者。教会宣布将孙中山逐出教会。孙无奈说：“我从事革命之秋，教会惧其波及，宣言去予。”此后孙中山几乎不去教堂礼拜，他说：“我不属于教堂的基督徒，但属于耶稣的基督徒，耶稣是个革命者”。（见梁寿华的《革命先驱—基督徒与晚清中国革命的起源》）孙中山临终时说：“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若时空可以穿越，很想作为记者采访他们，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激于义而奋然舍身？是中国文化脉流里一直暗涌的大义，还是基督教的理性、自由等思想，以及殉道精神。或许上帝赐人之义本就为一，无论从普遍启示还是特殊启示而来，刚好在中国的这一时间节点上交汇并点燃。一如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使徒行传17:26）。

                                            2016年10月25日